[略论中国新诗发展的转承启合]
关键词：新诗五时期，民国新诗，现代主义诗歌，新归来诗人，21世纪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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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克/
百年中国新诗从语言形式的新旧变化到内容气质的根本变化，使它独立于旧体诗词成为普适的文学存在，给中国文化增添了新的形制空间和诉求值域，延续了中国文明中的诗化传统，应合了人们进入现代社会百年来的某种精神需求。事实上，百年新诗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伴同行，其间西风东渐，行势委曲，或自然生发，或强扭遏制，或涅磐再生，或蓄势而上，或消隐沉淀，或蜂拥而至，或归去来兮，随时间和生命的经纬交错运行，从诗歌艺术扭向意识形态工具再回归诗歌本身。百年新诗与社会生活互生互长至今，由于其价值观的趋真和美学度的提升，远远进步于20世纪初是不争之实，
根据文化机制和社会生活的时代性差异，本文试以不同于文学史陈式的视角观点，把百年新诗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1949年前的民国时期，1949年到1976年的国家主义时期，1977年到1989年的多元化转型期，1990年到1999年的消隐沉淀期，2000年以来的网络波普期，并对此分期进行脉络性概论和相互观照。第二阶段至今的中国新诗，始终并存着两大场域，即不断改进策略的泛国家主义和不断推进诗艺的泛文化主义，前者恪守主流的意识形态，后者扩争自由的诗歌精神。百年以来的文化机制和社会生活，恰恰经过了从封建农业文明走进现代工业文明的完整时段，把百年新诗称为现代诗名副其实，百年新在转承启合的发展过程中曲势运行，逐步归于本真的诗学价值和内在规律。
一、民国新诗，自然而然的诞生与成型
按照本文的分期观点与认知角度，1949年前民国时期的中国新诗，属于第一阶段的广义上的自由主义时期，与民众生活方式的自主性一样，诗人们怎么写、写什么，基本上是任由自己创造发挥，具有可以为诗而诗的文化环境。自1910年代后期以来，受自身文化根系的变革进步需要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造成了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思潮的酝酿、萌生和发展，自然而然地诞生了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贴近的白话新诗。早在1917年，2卷6号《新青年》杂志发表了留美哲学博士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成为中国新诗的开场之作；胡适于1920年出版白话诗集《尝试集》，完成了汉语诗从文言向白话的异变。在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上更趋于自由化的新诗作品，是留日知识分子郭沫若出版于1921年的新诗集《女神》。按《郭沫若自叙：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所载，他的诗歌修养来自中国古代诗人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诗歌觉醒来自外国诗人泰戈尔、海涅，诗歌爆发来自惠特曼、雪莱，然后向歌德、瓦格纳的诗剧格局演进。稍加审思一下，郭沫若把19世纪初的西方浪漫主义用于20世纪初中国新诗的开创写作，也许着重于适应文学革命形势的需要，而非按照人类诗歌的艺术走势来同步对接新诗的形成。
中国新诗诞生以后，相对宽松的近乎自由主义的文化生态，生成了中国诗人自主创作的空间场域，让诗歌艺术通古达今，链西接中，外国的各种诗歌艺术形式涌入国内，“从而生发出了形形色色的中国现代诗流派，如胡适、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们的尝试派，王统照、鲁迅、周作人、叶圣陶、冰心、朱自清、刘延陵们的人生派，郭沫若、田汉、成仿吾们的浪漫派，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魏金枝、谢旦如、楼建南们的湖畔派，徐志摩、孙大雨、饶孟侃、林徽因、于赓虞、刘梦苇、闻一多、朱湘、邵洵美、方令孺、方玮德、陈梦家们的新月派，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们的象征派，冯至、戴望舒、梁宗岱、卞之琳、何其芳、施蜇存、李广田、李白凤、苏金伞、林庚、路易士（纪弦）、徐迟、南星们的现代派，胡风、阿垅、田间、冀汸、鲁藜、绿原、牛汉、曾卓、彭燕郊、邹荻帆、杜谷、芦甸、鲁煤、罗洛们的七月派，穆旦、杜运燮、辛笛、唐祈、唐湜、袁可嘉、杭约赫、郑敏、陈敬容们的九叶派,还有在《小雅》诗刊发表作品的吴奔星、李章伯、柳无忌、锡金、侯汝华、林丁、常白、陈残云和吴兴华等等诗人们，以及在现代诗领域中自由驰骋、风格独特善变的艾青，由他们形成了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诗的主流。但就诗歌的艺术价值及审美趋势而言，冯至、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汪静之、徐志摩、穆旦、何其芳、艾青等以及诗歌内在品质至今一贯的绿原、郑敏等，无疑是地位突出的。”（1992年沙克《大器之下——关于现代诗的泛思考》，1993年天马图书版沙克诗集《大器》附论）
论者对民国新诗的基本观点是，早期白话诗成为新诗诞生标志物的语言实质是，完成了汉语诗从文言文向书面口语的初级转变，书面口语是写的语言，而不是说的话语，没有完成汉诗向生活口语的质变。到了1920年代后半期，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及戴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出版，才使中国新诗有了与现代生活口语相一致的高度艺术化的范本，他们的白话诗语言是可以说的话语，是与当下现代诗的语言最为接近的中国新诗。民国时期的中国新诗，从艺术流派和诗歌语言的双重性建树来审视，可以约举一些年表性的诗歌著作作为范例，如胡适《尝试集》（1920），郭沫若《女神》（1921），汪静之《蕙的风》(1922)、《寂寞的国》(1927），徐志摩《志摩的诗》（1924）、《翡冷翠的一夜》（1927），梁宗岱《晚祷》（1924），李金发《微雨》（1925）、《为幸福而歌》（1926）、《食客与凶年》（1927），冯至《昨日之歌》（1927）、《十四行集》（1942），戴望舒《我的记忆》（1929）、《望舒草》（1933）、《望舒诗稿》（1937），陈梦家《梦家诗集》（1931），卞之琳《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十年诗草》（1942），艾青《北风》、《大堰河》（1939），路易士《行过之生命》(1935)、《火灾的城》（1937）、《三十前集》（1945），绿原《童话》（1942）、《又是一个起点》（1948），何其芳《寓言》（1945），穆旦《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39-1945)》(1947)，郑敏《诗集1942-1947》（1949）等等诗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百年中国新诗第一阶段的主要诗艺成就。
《晚祷》、《微雨》、《望舒草》和《三秋草》等诗集是早期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奠基石，把现代诗提纯到了审美语言的层面。美学家朱光潜敏锐地透视了戴望舒的诗歌，他曾在1937年5月的《文学杂志》上撰文评论，“《望舒诗稿》里所表现的……这个世界是单纯的，甚至于可以说是平常的，狭小的，但是因为是作者的亲切的经验， 却仍很清新爽目。作者是站在剃刀锋口上的，毫厘的倾侧便会使他倒在俗滥的一边去。有好些新诗人是这样地倒下来的，戴望舒先生却能在这微妙的难关上保持住极不易保持的平衡。……他表现出他的美点和他的弱点，他的活泼天真和他的彷徨憧憬。他的诗在华贵之中仍保持一种可爱的质朴自然的风味。……戴望舒先生所以超过现在一般诗人的我想第一就是他的缺陷——他的单纯，其次就是他的文字的优美。”以论者的诗歌审美观点，小资情状的生活方式和狭纯的性格思想，造就了诗人戴望舒的艺术本质。在民国新诗的发展节点上，可以记忆这样一些诗集，《蕙的风》是为情而爱的真性新诗，真在精神解放，新在修辞表达，“他怎寻得被禁锢的伊呢？他只迷在伊的风里/隐忍着这悲惨的甜蜜的伤心/醺醺地翩翩地飞着”；《行过之生命》是为诗而诗的誓言，集中的短诗《踏海》宣布，“我为美而生存/复为美而死”；《穆旦诗集》是含有后现代因素的现代派诗歌的开山著作；《大堰河》、《北方》是对现实生活介入性写作的经典；《童话》是发出天籁之音的灵性写作的范本，佐证着诗歌天才说；《诗集1942-1947》出版于1940年代末，正如郑敏的单篇诗作《黄金的稻束》所寓意的那样，民国新诗的“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哪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当我们回望占居三分之一世纪的民国新诗，比照百年新诗的命运行势可以得出宽泛的结论，民国新诗在语言技巧、审美功能、文化构成和生命态度等方面已经完全成型，走在人类诗歌艺术的规律性轨道上。
二、从国家主义时期步入多元化转型期
承接民国新诗的诞生与成型阶段，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新诗属于第二阶段的国家主义时期，其中包含1949年至文革前的17年诗歌阶段，从诗艺第一转为形式为内容服务的思想性至上，也就是为政治服务。此期的诗人们与西方文化基本隔绝，运用民族主义基因中适应形势需要的文化成分，与文盲半文盲十分普遍的大众文化需求相结合，围绕国家主体意志进行热度抒情，代表诗人有贺敬之、郭小川、臧克家、未光然、阮章竞、袁水拍、李季、张志民等等；也有不少第一阶段的诗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种热度抒情，如郭沫若、冯至、胡风、艾青、何其芳、绿原、田间、李瑛、野曼等等。此类变换构造形式和表现手法的热度抒情诗，逐渐截断了中国新诗第一阶段的轨迹，削弱或摈弃着诗歌修辞学和艺术审美，藉借弘扬民族性文学和人民性文学的道理，大量制作感恩时代、高唱赞歌、投身社会洪流的文本，还在农村开展了大跃进式的 “新民歌运动”，将诗歌艺术变成思想教育。凡此种种情况，都在维护着一体化运行的文化根本。17年诗歌的核心价值观是统一口径的——“没有祖国哪有我”，维护着主体意志需要下的意识形态，或直接歌颂国家及其指代物的祖国、故乡、母亲、乡亲、长江、长城等，如郭小川的《望星空》“我们要把广漠的穹窿，/变成繁华的天安门广场，/让满天星斗，/全成为人类的家乡”；或间接赞美国家及其连带对象的山水、泥土、庄稼、生活及其势态等等，如贺敬之的《回延安》“满心话登时说不过来，/一头扑进亲人怀……”；其价值诉求建立在时代性的坐标系中，引退或虚设本我，掩去抒情个体的真实存在，张扬大我与集体，夸大抒情客体的物质精神，达成宣传漾情、感化鼓劲的助政功效。相对而言，17年诗歌阶段也有一些倾向艺术底线的第一阶段诗人，他们的价值观是温度稍低或策对时势的多样呈现——“我和祖国同在”，如冯至的《我的感谢》、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绿原的《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田间的《马头琴歌集》，把置身新朝代的想法情感倾吐出来。
研究第二阶段的诗歌，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不该忽略回避的重要事实，诗人们的生态环境是紧张焦虑的，投稿之前先要通过所在单位审查盖章，无单位的人根本无权投稿，否则投出去也无人理会；投稿后首先要过的是从作者到其作品的政治思想关，其次才是作品的质量关。常有祸从口出的事情发生，文字出祸更是常见，因此诗人们即使用削弱艺术性来保证思想性的立场态度，饱含着思想觉悟来写作发表诗歌，也会有所顾虑和承受压力。17年诗歌阶段，新生的大批诗人闻捷、张志民、公刘、忆明珠、顾工、沙白、流沙河、白桦、邵燕祥和梁上泉、严阵、郑玲、戴砚田、刘章、芦萍、昌耀等等，走着民族性文化的热度抒情之路，发表了大量时代性需要的诗歌文本，如闻捷的《天山牧歌》，沙白的《水乡行》，公刘的《夜半车过黄河》，流沙河的《草木篇》，忆明珠《唱给蕃瓜花的歌》等等，广受诗界好评。从1955年开始，以胡风为首的路翎、阿垅、鲁藜、绿原、牛汉和曾卓等许多七月派诗人被打为“胡风集团分子”，接着第一阶段的诗人冯雪峰、艾青、陈梦家等等以及闻捷、忆明珠、流沙河、白桦、邵燕祥和郑玲、昌耀等等新生诗人，陆续被打成右派或各种阶级异己分子，被迫隔离在时代的反面而放弃诗笔。
被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极左专制下的反人性和反文化，使中国新诗的进程发生断档，除了食指式的手抄本写作、绿原式的隐性写作和天安门诗抄的逆动写作，此前的一切新诗成果被弃如敝屣，代之以农民运动式的“小靳庄诗歌”，蹂躏人性的“阶级斗争诗歌”，愚昧民众的“宣传教育诗歌”，更多的是封建本质的“颂圣诗歌”；文革期间的“颂圣诗歌”变得声嘶力竭、丧失理性，达到“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之类的歇斯底里的疯狂病态。凡此“文革诗歌”的种种极端，既彻底践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良知，也粉碎了中国新诗本身的立意和语境系统，当代诗歌彻底从诗走向非诗。
从诗的文化内涵、艺术创造、诗学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力和发展规律的综合因素来考量，中国新诗自民国阶段产生第一波高峰后，由于前述的历史原因，徘徊、后退了20多年；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至1989年，社会机制不断地改革开放，文化生态得到空前的改善，中国新诗终于进入到第三阶段，产生了第二波高峰。
社会存在与文化形态的改变，首先会从敏锐的社会感触器——新诗反映出来。1977年到1989年的中国新诗，属于第三阶段的多元化转型期；此间新旧势力并存，文化成分杂糅，被陈式的当代文学史称为新时期诗歌，虽则百象竞生，而价值观念的多元分化和诗歌风貌的策动转型是其总体特征。起初的诗歌带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性质，以手抄本和民刊《今天》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朦胧诗人，以及以官方报刊和出版社为发表平台的“归来者”诗人的诗歌便是如此，伤痕是指第二阶段之伤，反思也是针对第二阶段。这期间公开面世的诗歌作品新旧并存，既有朦胧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疯狗》，北岛的《回答》、《触电》、《我不相信》，顾城的《一代人》、《小巷》，杨炼的《诺日朗》，舒婷的《双桅船》，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严力的《根》、《还给我》，也有相对独立的诗人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么做》，还有“归来者”诗人艾青的《鱼化石》，绿原的《兵马俑在耳语》，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船》等诗歌，共聚成此类作品的精神内核。
所谓“归来者”诗人，是指曾因极左专制的种种原因，在第二阶段的胡风事件期间、反右期间及文革期间被剥夺写作权力，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见天日重新归来的一批诗人，形成了第三阶段的“归来者”诗潮，他们以艾青、郑敏、绿原、曾卓和白桦等诗人为首，再度拿起诗笔吟啸诗坛，艾青出版了诗集《归来的歌》，绿原、牛汉编选出版七月派诗人合集《白色花》等等。他们在中国新诗第三阶段的转折关头，起到了前承民国后启当代的动力因的作用。 “归来者”诗人敏锐于文化环境的松动，情趣勃发地开启了诗歌写作的第二春，带着过去的伤痕反思当下的现实。“归来者”诗人，成为本文述及的新归来诗人的命名前提，未得到命名前的新归来诗人姑且叫“前新归来诗人”，由其年龄、经历和文本的总势所决定，其时的他们属于中国诗歌第三阶段的新生力量，是现代主义诗潮与本土文化相磨合的产物。
朦胧诗人的作品引起诗坛的热议，争论的实质是其脱离形式为内容服务的思想性至上，以及追求诗艺的隐喻象征带来的“看懂看不懂”之争，脱离歌功颂德主体、归于生命主体的“价值观是非”之争。食指作为朦胧诗的先驱，从英雄主义热血的《相信未来》到现实主义痛醒的《疯狗》，其间演绎了无限的悲凉和无奈。北岛是朦胧诗的旗帜性人物，他在意识形态旋涡中独流一脉警醒，属于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化诗人，他用“我不相信”对囊括人世的“天、雷、梦、死”作了全部质疑（《我不相信》），在中国新诗的史碑上刻录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的警句。杨炼用归于文化深渊的诗篇《诺日朗》，搭建神秘典仪式的自我宗教，超越了朦胧诗的意识形态化，成为复杂精深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诗歌范本。顾城和舒婷都拉开了与审美现实之间的距离，前者执着于梦幻词语的游弋，后者委婉机敏地抒发客体之情。
朦胧诗人的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化属性，是他们作为文化觉醒者的思想价值所在，其象征主义、意识流的语言技法，是他们的语言艺术所在，他们萌芽于1960年代下半叶至1970年代、生发于1970年代后期的历史性在场，是他们突破第二阶段各种诗人主体、归于生命主体，启动现代主义诗歌（后朦胧诗）奠基仪式的功勋所在。朦胧诗人对于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至关重要的贡献是，他们作为当代的前现代主义诗人群体，扭转了中国新诗几十年的非诗化走势，反叛了工具性的意识形态，让诗歌回归到诗歌艺术本身，让诗走向诗。
在中国新诗的第三阶段，不少第二阶段的国家主义诗人与新生的国家主义诗人们一道，变换题材、思路和策略，继续围绕主体意志进行热度抒情，他们以张志民、柯岩、梁上泉、雷抒雁、张学梦、纪宇等为代表，或适时地直接歌颂领袖（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或适时地委婉赞美英雄（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或适时地激情高歌时代（纪宇《风流歌》），作品的整体精神是“反批极左、反思历史、反映新生”，促动主体文化形态的转型。几年后的1985年左右，深受西方诗歌横向影响的现代主义诗潮涌动于民间和大中专校园，这股诗潮不仅要逆动国家主义诗人，还要否决刚才站住脚跟还在饱受“看不懂”争议的朦胧诗人。
三、1980年代现代主义范畴的诗坛辨析
开文化艺术风气之先的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涌捧出大量的现代主义诗人，其中堪称前锋的是第三代诗人群体，他们也被称为后朦胧诗人，与此前的朦胧诗人一样出自民间和地下，在自编自印的民间诗歌出版物即民刊上发表作品和理论，比如1986年前周伦佑、杨黎、蓝马等创办的《非非》，韩东、于坚、小海等创办的《他们》，李亚伟等创办的《莽汉》，郁郁等创办的《大陆诗刊》，默默、京不特等创办的《撒娇》，柏桦等创办的《日日新》，邵春光、郭力家创办的《太阳》等民刊为平台的诗歌社团，有许多得以在1986年10月《诗歌报》、《深圳青年报》举办的“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上亮相，实现了他们在百年新诗史上的里程碑意义。此机稍纵即逝，1987年起由沙克创办的火帆诗歌艺术沙龙及《火帆》，以及其后由张真、老木、西川、贝岭等创办的《倾向》，孙文波等创办的《红旗》诗刊，芒克、杨炼、雪迪、唐晓渡、大仙等人创办的《幸存者》，梁晓明、孟浪等人创办的《北回归线》，黄梵、岩鹰等创办的《先锋诗报》等，车前子、周亚平创办的诗社“形式主义小组”及《原样》，晓音创办的《女子诗报》、程维等创办的《大陆诗报》等等民刊，便错过了几个月前或两三年前的“86诗展”，尽管他们的诗歌品质更趋深思和稳实。出于对百年新诗发展的节点性补缺的提醒责任，在此必须着重提及，《诗歌报》掀起过“八十年代最后一季暴雨”——“中国诗坛1989实验诗集团显示”，包括火帆诗歌沙龙、形式主义小组、福建三家巷和已经在“86大展”亮过相的他们诗社在内的七八十家民间诗社及其作品，得以在此“集团显示”中位居前列隆重展出。此为特殊时期由《诗歌报》艰难推出的“89诗展”，刊登于1990年第一、二期《诗歌报》月刊，并发表张雷对“89诗展”的长篇评论《八十年代最后一季暴雨》，值得长期愧对此次“最后暴雨”的诗歌界着力发掘研究。
诗歌艺术的转承启合一如生命的成长，节点性的事物遭际会在时间向度上往返影响始终，即产生互文性阅读的影响，民国时期新诗的艺术思想对当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自不必说，反过来说当代的现代主义诗歌也改变、结构了包括民国新诗在内的百年新诗的总体格局。从民国时期诗歌、“归来者”诗歌、朦胧诗对于黑暗的否定、身体的忽略、光明的追求，到当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对于黑暗、身体、死亡意识的觉醒和避光性倾向，是诗歌艺术和思想空域的拓展和转移。“前新归来诗人”属于当代的现代主义诗人范畴，注重本土文化的现代性经验和提炼，当然地处在百年中国新诗进程中的影响、改变和结构之中。
与第一波高峰所拥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名将、各种流派的名家大师相比，第二波高峰所包含的诗人群体构成丰富而复杂，既有新诗第一阶段成名、沉默20多年再归来的现代诗人艾青、郑敏、陈敬容、绿原、牛汉、曾卓等，也有新诗第二阶段成名、沉默20多年再归来的当代诗人蔡其矫、邵燕祥、公刘、流沙河、白桦、昌耀、忆明珠等，更有70年代末崛起的以食指、北岛、芒克、杨炼、江河、多多、舒婷、梁小斌、严力、徐敬亚、李钢、李小雨、林莽等为代表的朦胧诗群，以及把民族情结和个人情怀结合起来写作的诗人韩翰、姚振函、叶文福、高洪波、叶延滨、吉狄马加、韩作荣、梅绍静、徐刚、曲有源、朱红、张新泉、桑恒昌和林染、周涛、黄邦君、谢克强、庞壮国、陈所巨、赵丽宏等等，还有80年代中期掀起的、延续到1980年代末的现代主义诗潮所涌现的第三代诗人群体，如欧阳江河、翟永明、韩东、车前子、周伦佑、于坚、徐敬亚、唐晓渡、王家新、孟浪、王小龙、王小妮、陆忆敏、唐亚平、伊蕾、宋琳、张小波、柏桦、杨黎、张枣、郁郁、海子、骆一禾、岛子、西川、吕贵品、雪迪、吕德安、郭力家、李亚伟、默默、尚仲敏等等，此外还有诗歌写作比较活跃的诗人马丽华、李琦、蒋维扬、乔延凤、商震、杨克、梁平、董继平、伊甸、潘红莉、陆少平、沈天鸿、梁晓明、曲近、马莉，以及柯平、秦巴子、杨远宏、杨然等等。
1980年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艺术的钻石时期，中国新诗在此时段得以狂飙突进般的生长勃发，藉机归入诗歌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去工具性的意识形态化，重诗歌文本的艺术构造。
当代诗歌概述至此，已经无法再故意地延续对于1980年代的一份巨大忽视和遗忘，因为他们是不能被蒸发勾销的越来越明确的客观存在，必须认真地提上历史的台面。
1980年代除了以诗人群体强势和潮流形式出现在机遇风尖上的那些诗人以外，还有一批已经成名或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和少年诗人，如许德民、梁粱、潘洗尘、老铁、宋醉发（宋岗）、小海、橙子、邱华栋、丛小桦、沙克、冰峰、洪烛、林雪、大仙、程维、巫蓉、蓝蓝、荣荣、海男、潇潇、靳晓静、尹树义、勾勾（曲光辉）、阿非、陶文瑜、荆歌、子规、邵春光、熊召政、饶庆年、老枪、杨春光、代薇、叶舟、客人、胡子（韦宏山）、朱凌波、宋词、刘向东、詹小林、周俊、白岛（瓦兰）、临工、金山等等，以及义海、陆建、彭国梁、匡文留、周庆荣、李少君、马萧萧、龚学明、翼人、尹英希（雁西）、冯光辉、黄殿琴、雨田、史光柱、叶匡政、鲁亢、谢宏、曹建平（黑陶）、焦家良、他他、宋路霞、大解、宋词、陈先发、庞余亮、韩文戈、贺海涛、卢辉、徐徐、姜红伟、沙漠子、东荡子、臧棣、阿樱、刘磊（白玛）、李克伟、伊沙、周瑟瑟、马启代、唐朝晖、王慧琴（爱斐儿）、汪抒、江雪（南京）、陈广德、孙江、凸凹、阿毛、何铁生、唐成茂、施玮、阮克强、倪娜（呢喃）、晓音、岩鹰、卧夫、凌子等等，他们多为1960年代中期（1963-1966年）及以后出生，是1980年代中国诗歌的一方实力阵容。
他们在1980年代的10年里参与创办诗歌民刊，竭力推动着现代诗运。许德民在1980年前后复刊主编了复旦大学历史悠久的诗歌民刊《诗垦地》，此后由上述诗人陆续创办的诗歌民刊多达数百种，主要有《阿波罗诗卷》（程维等）、《新叶》（林雪等）、《晓窗》（宋醉发等）、《净地诗报》（雨田等）、《他们》（小海等）、《火帆》（沙克）、《紫叶诗刊》（尹树义等）、《体验》诗刊（朱凌波、宋词等）、《野孩子》诗刊（老枪等）、《漠舟》诗刊（段希平等）、《蓝星诗报》（邱华栋等），《新诗报》（梁粱、冰峰等）、《幸存者》（大仙等）、《诗中国》（熊召政、饶庆年等）、《青少年诗报》（马萧萧等）、《星辰》诗刊（尹英希等）、《日月》（黄殿琴等）、《南园》（高翔、龚学明等）、《新星诗报》（杨春光等）、《星巷》诗刊（海男等）、《现代诗歌报》（詹小林等）、《黄昏主义诗刊》（彭国梁等）、《弄潮》（曹增书、刘向东等）、《对话》（周俊、韩雪等）、《透明诗刊》 （邵春光等）、《夏雨岛》（谢宏等）、《我们》（叶舟等）、《青年诗报》（东荡子等）、《文学林》（韦宏山等）、《东岳诗报》（马启代等）、《又绿》诗刊（贺海涛等）、《巴蜀诗人报》（何铁生、唐成茂等）、《女子诗报》（晓音等）、《新大陆》（鲁亢等）和《诗垦地》（陈先发等接办），这些民刊推出艺术品质不亚于甚至超过公开报刊所载的大量诗歌，积极地助动民间诗人的写作。他们还在《诗歌报》、《诗刊》、《星星》、《当代诗歌》、《诗人》、《诗林》、《绿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青春》、《萌芽》、《作品》、《南方文学》和《飞天》、《青年作家》等全国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不止以千计的诗歌，积极参与现代诗潮，一起助推当代诗歌的进程。他们中的大多数诗人就是在21世纪出现的新归来诗人的前身，“前新归来诗人”群体。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世纪结束的20多年中，社会生活包括文化生活的禁锢、开放和波折、迂回，固然影响着中国诗人的生态环境，但已阻止不了初步走向全球化语境的中国新诗的必然进程。自中国新诗诞生以来，从第一阶段民国新诗到第二阶段的国家主义诗歌，再到1977年至1989年第三阶段的多元化转型期的诗歌，曲折地走过了从诗到诗意弱化、从非诗到诗迁变的非凡履历。
四、先锋尺度：第三代诗人及其海子等
1980年代中期涌起的现代主义诗潮，正是全社会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尤其是中国诗歌迫切需要归入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与世界范围内的诗歌艺术进程进行交汇的需要。任何事物的交流互通，都要在一定程度上隐忍舍弃个性，探取彼此共性，从而达到自身的丰富与长进。
当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产生于城市区域，其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参与者几乎全是出生于或生长于城市区域的青年和少年，包括生活在城市区域里的大中专校园的学生，他们有条件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化、诗歌和生活方式，受到西方书籍、电影、音乐、人事和商品等方面的影响；而农村区域的青少年还处于没有书包上学和缴不起学费的状态，还企望通过苦读教科书走出麦地、进城生活的梦想阶段，因此这种诗潮对农村区域的影响相对微弱。由于缺少社会文化自然而生的普遍土壤，不能完全论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是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原创，更不能说成是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条件反射或模仿，应该说成是“洋为中用”的两者复合。现代、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未必只出现在高度工业文明的时期，也可以在相对封闭落后的时段出现，就像耶酥及其弟子的宗教文化可以出现在被罗马帝国顽固统制的耶路撒冷城邑一样。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体现了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相似的表征，嘲弄批判，反讽自嘲，黑色幽默，嚎叫谩骂和戏剧化的荒诞不经，当这些表征在半开放的被农业主义文化包围的中国城市区域出现时，其消解、颠覆传统文化固性构成的目的昭然若揭。现代主义诗潮的参与者是当代中国诗人，突进者是后来被界定为第三代诗人的群体。
出生于或生长于城市区域的参与现代主义诗潮的诗人们遍及全国各地，从他们赖以存在的千万种民间诗刊可知其人数多若星辰，现代主义诗歌作品则是汗牛充栋，否则不足以形成彪炳百年新诗史册的潮流。第三代诗人堪当现代主义诗潮的主角，推出了大量独特优秀的诗歌文本，他们的代表性作品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王小龙的《出租车总在绝望时开来》、《纪念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车前子的《三原色》、《新骑手与马》，周伦佑的《镜中的石头》、《想象大鸟》、《模拟哑语》，雪迪的《威金人旅馆》、《内部的联系》、《海滨城市》，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汉英之间》，于坚的《尚义街六号》 ，翟永明的《女人》、《静安庄》，杨黎的《怪客》、《冷风景》、《高处》，宋琳的《孩子、红鹿、水壶》，李亚伟的《中文系》，郭力家的《特种兵》，杨克的《夏时制》，海子的《亚洲铜》、《答复》、《以梦为马》等等。
韩东用“诗到语言为止”的类哲学观点来瓦解文化神圣的地标大雁塔，“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大雁塔的历史威风被爬上去的人拉了下来，它所代表的热性的传统事物，到冷冰冰的语言为止。王小龙在《纪念航天飞机挑战者号》中抓住了那爆炸瞬间中“被炸得粉碎”的场景，诘问“这一瞬间改变了什么”，可能就不仅是现代高科技粉碎生命存在的隐喻了，应该是未知世界对现代文明及既成事物的一概粉碎，无论是中国的东方的还是美国的西方的，无论是应该秉存的还是应该被摈弃的。欧阳江河是比较典型的后朦胧诗人性质的艺术哲学家，他从此前作品《悬棺》的文化元境与现代玄想的纠结中解套，生成修辞之王的镜像存在，“所谓玻璃就是水在火焰里改变态度，/就是两种精神相遇，/两次毁灭进入同一永生。”（《玻璃工厂》），同时从中西文化的矛盾处境中解读出当代性的征象，“英语已经轻松自如，卷起在中国的一角。/……英语在牙齿上走着，使汉语变白。/……从一个象形的人变成一个拼音的人。”（《英汉之间》）。翟永明堪当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杰出的中国现代主义女诗人，而不应该被局限于第三代女诗人杰出代表的指称，她的诗歌从以女体知觉为主体的《女人》到以女性自觉为主体的《静安庄》，完成了进驻黑暗内部的从合理生存朝向方式意义的品质升级。杨黎以现实的“怪客”身份，经过零度情绪的“冷风景”，登上诗歌语言的“高处”，三首诗是非非主义诗歌和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作品，呈现的是诗歌现代性在反意义的写作态度和反修辞的语言学上的两种倾向。杨克写于1989年的《夏时制》在玩味那种人为造成的时空错乱感，人与事物的瞬间性改变带来一些矛盾冲突的凑合剧情，暗示着荒诞生活所在的必然性。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对于百年中国新诗的宝贵经验，在于其群体性的对传统文化和诗学的反叛突围，它的文本总值被其间的艺术矛盾抵消了不少分值，其个体诗人的独自价值均在群体性强势中得以放大并结题。
面对独一无二的诗人海子，必须作重点的人本与文本论述。海子是个生长自乡村麦地15岁后到北京读书工作的青年诗人，由于少年前的生活阅历是人类生命中“乡音无改鬓毛衰”的终身基因，他短短数年的诗歌写作中虽富有对古今中外文化的阅读经验，但是始终缺少城市生活的器质，因而他身上缺乏作为城市青年的第三代诗人的冷血反叛基因，致使他书写乡村是宗教精神的，书写城市是外来者精神的，这种特殊性造就了他与第三代诗人群体的血质差别，成就了他拌合现代主义语言技术和浪漫抒情主义思想情怀的热血诗歌。他在《亚洲铜》里找到了哲学生命的来去之所，亚洲铜是云壤、祭祀铜器、自我想象的复合物，因为“你是唯一埋人的地方”，还因为“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他在《答复》里设置了焦灼无比的存在感，“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神秘的质问者啊……//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这种将“神秘的质问者”——主观之神置于自我中心的强烈意识，迫使他独对强大的文化势力，成为中国麦地的最早醒悟者和唯一许身者。他对麦地的醒悟和许身，是从前、当时和后来的任何农业主义诗人都不能比拟的，那是人类文化与天才思想凝就的宿命。他在《以梦为马》里极度标高自己，成为诗歌的最大象征，“太阳是我的一生/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他必将以我的失败（牺牲）赢得诗歌的胜利。海子的长诗《太阳•七部书》，涵括天地人神鬼的体系，体察创世与毁灭，探询哲学本源，把但丁、歌德和莎士比亚、荷尔德林甚至耶酥本身都作为他的结构材料，铺就他以命殉道的诗歌皇帝的巨梦。
诗歌界和学术界不能再含糊其词、迂回避及海子文本所蕴含的一大课题，应该亮出淤积在海子身后的所有当代诗人心中的疑问：当代中国诗歌早已经超越了民国时期的新诗，早已越过了朦胧诗，第三代诗人早已得意地废除了浪漫主义、英雄主义乃至朦胧诗的象征主义，把自己的文本埋进文学教科书，为什么却一致认可带有强烈英雄色彩的海子的浪漫抒情主义，至今还在一致认可，究竟是为什么？论者在这里试作一份解答，海子用生长于乡村麦地的少年的自然性生命，与写作于城市文明的青年的宗教性生命相结合，避开了农业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的双重群属，以自觉性、计划性极强的冲锋式牺牲式写作，以性命为全部耗材的惊险作为，断绝俗世对于诗歌精神的攀登之梯，升腾为超越当代诗人群体的诗歌天庭的星宿。
以当今的新诗发展态势和诗学维度、价值尺度更为立体客观地评估，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和“前新归来诗人”以包含着社会文化进步因素的整体文本成就，首先在思想内容上超越了第二阶段的中国新诗，接着在语言审美上超越了第一阶段的民国新诗。
五、略述从前至今的新归来诗人
既然在前文中把“前新归来诗人”提上百年中国新诗的台面，必须就此列述他们主要的一些诗歌作品。“前新归来诗人”与海子一样生活在整个1980年代的农业主义和现代主义中间，他们有自己的活法与写法，既与第三代诗人的 “冲锋强暴式写作”保持区别，也与海子不计生死的神性写作保持距离，他们在本土经验中结合生活性与现代性进行写作，更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安静气质和生活内涵。
在“前新归来诗人”发表出版的诗意流波中，钩沉打捞出1980年到1989年间的部分篇目，以提供一份珍贵的诗歌文献索引。
例如，橙子《诗四首》（以本名冯诚发表于1981年9期《飞天》）、《泰山挑夫队》（1984《飞天》），潘洗尘《六月我们看海去》（发表于1983年，入选人教版《语文读本》），沙克《匿名电话》(1984年自编诗集),宋醉发《巨人》（收入1984福州民间诗选集《芒果树下》）、自印诗集《月下》（1984年），老铁《搭积木的孩童》（1984年6月《青春》）、《幽默的窑工》（1985年2期《星星》）、叙事长诗《吻的故事》（1985年1期《诗人》），程维《雪崩》（写于1983年，刊于1985年6期《广州文艺》）、《听琵琶古曲:十面埋伏》（1988年民刊《大陆诗报》），龚学明《你说，你要一个广袤的世界》（1984年10月20日《诗歌报》）、《蓝色的湖畔召唤我》（1985年12期《南方文学》）、《立春雨》（1986年7期《雨花》），丛小桦《黑油海》（1985年5月《青年诗人》）、《疯狂的周末》（1985年第4期）、《地雷之乡》（1986年第6期《诗刊》），大仙《四月桃花》（1985年）、《丙寅年十月二十二日对弈遇雪》（写于1986年， 刊于1987年《关东文学》）、《听蝉》(1987年《中国作家》)，林雪诗集《淡蓝色的星》（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小海《梦》、《咖啡馆》（1985年北京大学文学社《新诗潮诗集》）、《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1988年《他们》），张樯《讽刺大师马克·吐温》（1985年8期《飞天》）、《那部电影》（1987年1期《火帆》），马启代《诗情》(外一首)(1985年11月《未来作家》)，代薇《乡情》（1985年《诗刊》）等等，以上诗歌主要写作发表于1980年代上半叶。这些作品与百年新诗进入多元化转型期的各种特质相吻合，民族性、朦胧性和现代性俱存，有浪漫抒情，有客观摹写，有低温哲思，具有艺术手法和思想诉求的多样表现，总体示意着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和驿动。
1980年代下半叶发表出版的诗歌作品有，梁粱《远山沉寂》（《1986年诗选》）、《寻找一个王朝的历史》（1985-1986《青年诗选》），匡文留诗集《爱的河》（1986年）、《第二性迷宫》（1988年黄河文化出版社），冰峰《热情的小溪》（1986年4期《鹿鸣》）、《无题变奏曲》（1987年6期《诗神》）、《生活有此题》（1988年第8期《飞天》）、《黄昏》（1988年9期《草原》）、《季节》（1989年7期《诗神》）；沙克《情绪断层》、《500》(1987年1期《火帆》），《候车》、《术前心理》、《乌云欲来》、《日环食》（1987年3、4期《火帆》），《最新消息》（1988年，刊于《诗歌报》），《生态》（1988年，收入《一行诗人作品选》），“命运”系列诗8首（1988年2期《火帆》），《我向我走去》（1988年6期《诗林》），组诗《马背上的草原》（1988年《当代诗歌》），《雪后春汛》（1989年纽约《一行》），“从容的日子”系列诗7首（1989年台湾《青年日报》副刊），《火帆》、《在2023年》（1989年12月21日《诗歌报》）；谢宏《闭幕》（1986华东师大《夏雨岛》），王爱红《我们这些爱诗的人》（1986年5期《红柳》），柏常青《有鹰的日子》（1987年1期《火帆》）、《冬天》（刊于《诗歌报》“中国诗坛1989实验诗集团显示”），鲁亢《缓刑者》（1988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阿非《西尔维娅·普拉斯》（1988年2期《火帆》），邱华栋《天才》、《大雷雨》（1988年）、《静极》（1989年），马萧萧诗集《马萧萧诗选》（1988年语文教学出版社），马启代诗集《太阳泪》（1988年合著），林浩珍《把头靠在树干上》（1988年2期《火帆》），尹树义《塔头》（1988年2期《火帆》）、诗集《远离赤道的主题》（1989年大兴安岭文联编印），庞余亮《在现实中牵羊》（1988年《星星》）、组诗《纯洁的力量》（1989年《诗歌报》），李少君《中国的月》、《中国的秋》（1988年），凸凹《翻书》（1988年“武大诗丛”诗合集《人迹》），阿毛组诗《情感潮汐》（1988年6月18日《武汉晚报》周末版），唐洪波《比目》（1989年6期《火帆》），阿樱《请求水》（1989年6期《火帆》）、施玮《这样的日子》（写于1988年， 1989年4期《湘湖》），陈先发组诗《树枝不会折断》（1989年12月《诗歌报》），江雪（南京）《怀念》（1989年《青年时代》），卢辉《网》（《诗歌报》“中国诗坛1989实验诗集团显示”），周瑟瑟诗集《缪斯的情人》（1989年安徽文艺出版社），许德民诗集《人兽共患病》（1989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时间只剩下一棵树》（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除此以外， “前新归来诗人”在众多文学民刊内刊、报纸电台等媒介上发表巨量的诗歌。这些诗歌显现了文本意识的醒悟，现代性更趋强烈，视角内倾，抒情语调趋向弱化，语法修辞本身的显要性得到重视，诗学价值得以在个性话语中兑现。
以上列举的篇目，只是1980年代10年间“前新归来诗人”的摘叶漏林之作，其中有不少作品在当年就受到了关注评论，更多的则被淹没在时间的水波之中。
身为1980年代的诗歌在场人，论者熟知那段史实，当时的报刊史料更可以作证，承载第三代诗歌文本的民刊处于印数稀少、传播狭窄甚至受到外界干涉的生态环境中，其社会影响力与任何一种公开报刊都无法比拟，大多数第三代诗人只是在“86年诗展”后才获得身份声名，许多第三代诗人都是在1980年代末期直至1990年代，经过种种方式自我确认和报刊媒体、诗歌选集追认才共知于世的，包括万夏、潇潇主编出版的《后朦胧诗全集》（1993年四川教育出版社），也具有部分性的确认与追认作用。
即使“前新归来诗人”在当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可是他们的许多优秀作品却代表了1980年代中国诗歌的水准，只要回放当年的文本面目就能予以证实。诗评家叶橹教授曾撰文《火帆，火种与旗帜》（1989年第6期《火帆》），首肯赞赏重要的“前新归来诗人”主办的纯民刊《火帆》诗刊，“它的诗的质量毫不低于一般公开发行的诗歌报刊……它的真正价值只能存在于自身。因此，当我以惊异的目光浏览了几期《火帆》之后，不能不对他所呈现的多样化的艺术探求表示我深切的赞赏和支持。……像《火帆》这样的民间刊物竟然不以“主义”标榜、不打“流派”旗号，实属难能可贵。……《火帆》是诗的一方艺苑，它自身便以兼容各式花色品种为其特色。它要在自己的内部树立矛盾，以相互竞争作为自己生存的根基；这样，它就有可能在更广泛更长久的的意义上靠自身的竞争而获得经久不息的生命力。也许，这是一种更明智的抉择。”此文对作为“前新归来诗人”主力的沙克、车前子、尹树义、胡子、小海、白岛（瓦兰）、贾文华等《火帆》成员的诗歌，作了客观细致的分析评价。
本文在追溯新归来诗人在特定的1980年代的群体性存在时，之所以用“前新归来诗人”称之，是为了区别于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中的新归来诗人，以及1990年代或21世纪开始写作后来又离开、回归诗歌的新归来诗人。1980年代的10年在场与1990年代直至2000年代部分时段的缺位，仅是新归来诗人的过程性断章，进入21世纪的19年来，“前新归来诗人”相继回归到百年新诗的主干道，以新归来诗人的群体与回归诗歌写作的朦胧诗人、第三代中坚诗人以及有过潜在写作经历的部分现代主义诗人，构成了当下中国新归来诗人的基础性阵容。
本世纪以来，新归来诗人的诗歌文本浩如繁星，遍及主流报刊、内刊、民刊、网络和个人诗集、诗选集等发表介质，大多数作品未以明确的“新归来诗人”的名义发表出版，给新归来诗人的价值凝结造成相当的阻滞，给新归来诗人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2016年12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归来诗人》十年诗典，适逢其时地辑入了新归来诗人及其同行诗人2007年至2016年10年间的诗歌力作，引起诗坛和媒体的关注，其重要性和意义自不待言。
新归来诗人群体创风气之先，把当代诗歌的基本生态从书斋式、网络泡沫式、散沙式的孤虚状况，引向以自身构建为模型的、及时互动的田野式写作现场：中国新归来诗人博客、新归来诗人微信公共号、新归来新归来诗人微信群、网下诗歌研讨会，以及当代诗歌报刊和发布传播媒体；这种诗人与评论家同时参与的务实而奏效的诗歌现场经验，形成持久的潜移默化的精神微波，将写作与田野隔绝、理论与文本脱节、交流与传播失真的当代诗歌，引向及时的互文性写作和阅读，将当代诗歌耗损于小众大众、精英波普的矛盾纠结机制，引向主动而自觉、自然而理性的切题运行。
六、当代新诗的世纪过渡与归去来兮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否定“文革”历史使命的完成及其残余影响的肃清、社会新机制的转型成功和对激进思潮的平服，社会生活进一步转入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轨道，文化环境与氛围越发商业化，当代诗歌进入百年新诗第四阶段的消隐沉淀期，向着新世纪的网络波普文化阶段过渡。
那些在上世纪1980年代末即已进入跃动状态的青年诗人们，和刚开始写作的新生诗人们，构成第四阶段中国新诗的一部分重要势力，他们多数为65后至70初出生的诗人，也有少量65前的诗人，为便于叙述把他们归类为“65后-70初诗群”。他们中拥有资质优异的青年诗人叶舟、黑陶、陈先发和伊沙，以及同样优秀不凡的诗人雷平阳、李轻松、臧棣、靳晓静、潘维、谢建平、娜夜、沈苇、庞余亮、徐慢、赵丽华、杨志学、欧阳斌、黄梵、宋晓杰、大卫、李元胜、阿信、树才、谭五昌、龚学敏、张执浩、西渡、桑克、胡弦、敬文东、孙夜、敕勒川、安琪、路也、李小洛、宁夏混子、徐江、李寂荡、楚天舒、余怒、黄礼孩、阿翔、谭五昌、唐力、海啸、秦晓宇、胡茗茗、庞清明、朵渔、中岛等等，还有南鸥、苏历铭、韩文戈、李南、姜念光、祁人、雁西、李犁、古岛、老巢、江熙（江小鱼）、吴新宇（吴昕孺）、姜红伟、赵泽汀、唐晋、长岛、王爱红、老皮、卢卫平、阿毛、施玮、凸凹、三色堇、吴少东、孙启放、刘不伟、倮倮、张况、郭建强、阿诺阿布、汤松波、刘冲、樊子、郭豫章、祁国、愚木等等。他们中的相当一批青年诗人，由于他们滞后离开或较早回归诗歌的或短或长的间歇沉潜过程，或者是对于诗歌回归理念的认同，使他们成为新归来诗人及其同行者的又一基本阵容。这个庞大的“65后-70初诗群”的进步途径，多数都经过了后来的网络论坛，最终在第五阶段的中国诗歌中头角毕露。
在此相对沉默的10年休养生息阶段，文化空间里笼罩着世纪末的压抑、悲哀和惶惑的情绪，前半段还有第一至第三阶段的诗人在进行惯性写作或冲线写作，其中包括“前新归来诗人”沙克、义海、梁粱、洪烛、林雪、丛小桦、邱华栋、李少君、老铁、冰峰、尹树义、瓦兰、叶舟、周占林、谢宏、胡子、焦家良、曹建平、叶匡政、陈先发、唐朝晖、周庆荣、卢辉等一大批诗人，他们共同参与着中国新诗在消隐沉淀期的惯性前行，见证着又一种诗歌气象的到来。在第四阶段，有许多第三阶段的诗人早已或相继留学、旅居国外，如朦胧诗人如杨炼、顾城、多多、北岛、严力等，第三代诗人范畴的张枣、孟浪、翟永明、欧阳江河和李笠等，“前新归来诗人”胡子（韦宏山）、冰花、阮克强、倪娜、施玮等，他们在海外求学谋生的同时断续进行汉语写作，处于失根的“自由的真空”状态，导致他们诗歌文本的精神外化和流浪化。朦胧诗人严力1987年在纽约创办《一行》诗刊，持续出刊到1990年代，助推着当代诗歌写作在现代主义轨迹上的进步。
从1990年代前半期开始，许多的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和“前新归来诗人”陆续放下诗笔，转向生活本身的各个领域去谋生或转写其他文学体裁；1990年代后半期，又一批第三代诗人和“前新归来诗人”离开诗坛，置留了“前新归来诗人”对于当代诗歌的“归去”空档。
身处诗歌消隐沉淀期的“65后-70初诗群”，无论用怎样的主意和方式来活跃显摆自身的存在，都改变不了在整体大势下浮沉挣扎的命运，可他们是坚韧的诗歌守望者，不甘寂寞而强有作为，努力地去做着消解、重解和自身塑造，或者做少数派去另辟蹊径进行新的汉语建设，从而实现使用私人话语的诗歌意象目的，或者是诗歌意念目的。他们填实了中国新诗发展的虚弱时档，充实了当代诗歌文本的库藏。当第四阶段的所有在场诗人们共同完成对当代诗歌的隐忍坚守，也就完成了新旧两个世纪之间当代诗歌的文化沉淀过程，实现了两个世纪之间中国新诗的自然过渡。
21世纪互联网的汪洋大海掀起了普天波浪和泡沫，使波普文化时代全面到来，中国新诗进入第五个阶段网络波普期，总体征候为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泡沫者自泡沫，金玉者自金玉，乱中有律而成就归于各个方面、各种类型的优质写作者。2000年代的10年间，出现第一至第五阶段诗人与电脑键盘共舞的奇妙景观，第一阶段老诗人绿原、牛汉、李瑛和屠岸等笔耕不息；第二阶段的国家主义主力诗人年事已高写作较少；新生的国家主义诗人语气软化策略抒情，或者转为关注历史传统的采掘民生处境的叙事；第三阶段的诗歌主力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后，以键盘代替纸笔，起身再度写作。源自1980年代诗潮的“前归来诗人”林雪、沙克、邱华栋、李少君、潘洗尘、庞余亮、周占林、冰峰、唐朝晖和鲁亢、爱斐儿、阿樱等等一批诗人，身影归去兮多年又带着厚实的经验积淀陆续归来兮，他们返身诗坛后大量发表出版作品，诗歌形象越发清晰凸出。第四阶段的实力诗人叶舟、陈先发、黑陶、娜夜、臧棣、谭五昌、路也、赵丽华、雷平阳、胡弦、安琪和黄礼孩等等渐次触潮，作品逐渐为诗界所瞩目认知。第五阶段的新生力量基本是一批70后和80后，比如巫昂、春树、沈浩波、刘川、江非、朵渔、霍俊明、娜仁琪琪格、李浩、本少爷、熊焱、符力、黄玲君、艾子、花语、曹谁、阿斐、乌鸟鸟、龙青、如风、郑小琼等青年诗人，在新世纪的最初10年里触网生长，呈现网络语言变异下的千姿百态的文本风貌。
2010年代的第二年便进入网络时空下的微信年代，诗歌阅读的便捷渠道和随身空间对所有人的全面开通，使得写诗者在网媒发布诗歌和在纸刊发表诗歌的必要性和价值性都在弱化，诗人们出版精粹的个人诗集呈现热化趋势。中国新诗第一阶段诗人基本过世，第二阶段的国家主义主力诗人趋向沉寂，第三阶段和2000年代的国家主义主力诗人功成名就，稍稍隐入幕后，或者软着陆转为准意识形态化诗人；第三阶段的主力诗人如朦胧诗派的北岛、杨炼、严力、傅天琳等和第三代诗人韩东、杨黎、李亚伟、翟永明、默默、郭力家、尚仲敏等，重新投入诗歌写作，成为广义的新归来诗人。朦胧诗人们不改工匠本色，再次把玩朦胧思想和语言艺术的精雕细琢的硬活儿，北岛在新世纪里写下了若干诗歌新作，如《关于永恒》 、《抵达》、《为了》、《零度以上的风景》、《拉姆安拉》、《黑色地图》、《路歌》、《给父亲》、《晴空》和《过渡时期》等等；杨炼出版诗集《饕餮之问》（2014年），傅天琳出版《傅天琳诗集》（2014年），严力出版诗集《体内的月亮》（2016年）。第三代诗人西川秉持知识分子器宇，出版诗集《够一梦》（2013年）；默默前后断续耗时30年撒天下之大娇，出版三部曲诗集《宇悄悄反对宙》，《与世界谈谈心》，《在中国长大》；韩东依然写诗到语言为止，出版总结性的多卷本诗集《你见过大海:韩东集1982——2014》（2015年）；翟永明继续着避光物内部的方式性写作，出版总结性的多卷本诗集《潜水艇的悲伤：翟永明集 1983—2014》（2015年）。杨黎、郭力家、尚仲敏等许多第三代诗人在作居高临下的调侃自娱写作，似乎不好意思再刻意写诗又怕被过去30的时光所尘封冷落，杨黎出版自称废话体的诗集《五个红苹果》（2014），尚仲敏出版回归诗歌后的首部诗集《始终如一》（2016年），郭力家即将出版多卷本诗集《纸上甘泉》（编辑完成待版中），他们都在自在的话语方式中操弄锋刃，果然都是削词如泥，面呈锈色而宝刀不老。新生的意识形态化诗人继续使用200年前的浪漫主义形制和高亢现实主义，大我小我兼顾抒情，以“现实、时代”为支架争取写作价值。
综而述之，百年中国新诗第五阶段的19年来处于网络诗人月增千百的热态，当代诗歌在各种空间里持续升温膨胀，而在语言狂欢得到尽兴之后则趋向私聊般的平缓释放；有觉悟和作为的当代诗人对于诗歌和生命本身的回归内律，或隐或明支配着诗歌写作的普遍走势。在新归来诗人群体中，2016年至2018年里又出现了老中青三代诗人的新面孔，其中有严力、郭力家、宋醉发、大仙、橙子、丛小桦、梁粱、尚仲敏、尹树义、龚学明、导夫、庞余亮、大枪、凌晓晨、冰果、离默、查曙明、曹谁、江一苇、宫池等等，他们曾经中断写作从几年到30年，或者处于诗坛的幕后潜在写作却多年没有发表，现在作诗歌升级性的现身回归，或者写诗不久却认同新归来诗人的写作理念，虽然同行者之间的文本风格各各不同，回归诗歌和生命本身的艺术所指趋向一致。
中国诗歌在新旧世纪之间完成了自然过渡后，当代诗人对于诗坛和诗歌艺术本身的归去来兮，使百年新诗得以在更成熟的诗学向度上运行。不管历史场域与当下存在变得如何的矛盾困惑，中国诗歌依然在不断地消除焦虑，不断地顽强向前，其源动力正是自省自觉的个性化写作的凝聚，无数个性化的个体组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行走实体，与前60年的诗歌先行者并肩，完成了百年中国新诗的煌煌大著。
[或许是结语]
百年中国新诗随时间和生命的经纬交错运行，涵示了转承启合的艰难过程，从诗歌艺术扭向意识形态工具再回归诗歌本身，与社会生活互生互长至今，使其价值观不断趋真和美学度不断提升，终以其文本的优秀精华部分丰富了世界诗歌的总集。即使从比较文学最低边界的同类体裁之间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角度，或者从主要语种的诗歌文本总集之间的互文性研究的角度，都应该在注视这一百年来的人类文化空域时，观照中国新诗对于世界诗歌的交互关系，基于大致的历史进程简略而言，第一阶段民国新诗处于移植尝试和成长期，第二阶段的新诗处于封闭的徘徊倒退期，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多元化转型和消隐沉淀期的新诗处于学习进步和提升期，21世纪以来的新诗处于交流互动期。
以一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小说走上世界高峰的现实状况来看，百年中国新诗也走到了世界诗歌的圣殿面前，近20年来绿原、北岛、杨炼、吉狄马加等诗人以及一些现代主义诗人已经屡屡在国际上摘桂挂金，问鼎世界诗歌高峰的实力已然呈现。从历史必然进步的规律性来讲，社会生活对普适性文化的主张和诉求越发理性自便，未来的中国新诗将怎样进一步汇入和影响世界诗歌的秩序洪流，正是一切有作为的中国诗人都在思量权衡并获得醒悟的。面对当下的文化现实和诗歌生态的双重需要，新诗创造必须在使命感的意义中不断地转承启合；而历史永远都在作美好期许，进入下一个百年的当代诗人们，必然会以诗性的担当创造出卓越的文本库藏，来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国新诗。
（2018年3月于北京大学圆明园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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