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书闲话》中的“闲”与“不闲”——评朱小棣的《闲书闲话》
刘俊
已经过去大概有七八年了吧,有次在杨苡先生家里闲聊,她递了一本英文书给我,说“这本书你可以看看”。许多年来,我经常会去杨先生那里坐坐,和她谈古说今,无话不聊,每次去,照例她都会向我推荐一些她喜欢的好书,把她的阅读喜悦和我分享,跟杨先生交谈并从她那里借书,是我长期以来“不断学习”和“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动力和源泉。
那次杨先生推荐的是Thirty Years in a Red House(中文译名《红屋三十年》),作者朱小棣。那本书我看得很仔细,因为作者和我一样都是南京人,写的也是南京的事,这让我感到亲切。作者在书中通过自己的家庭,写出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和一段历史的沧桑,当然也包括了一个城市的变迁:那是我和朱小棣共同生活过的南京。
那本书让我记住了朱小棣。和杨先生谈Thirty Years in a Red House读后感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和郑念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文译名《生死在上海》)做了一些比较,觉得两本书都是从小人物角度写大历史悲欢的佳作。
不久前的一天,还是在杨先生家,这次她递了一本中文书给我,说“这本书你可以看看”,我一看书名,《闲书闲话》,觉得书名起得很“休闲”,在松弛的姿态中自有一份淡定和从容,在看了太多充满紧张感和夸张姿态的书写姿态之后,看到有人这样来读书写作,觉得很对口味,再看作者,朱小棣,我立刻想起了杨先生曾经借给我的那本英文书,我对杨先生说,“我看过他写的书”。是的,我看过朱小棣的书,他的新书我当然有兴趣再看。
《闲书闲话》是朱小棣出于兴趣,“乱”看“闲书”后写的一些“闲话”,当今读书人能对“闲书”有兴趣,体现的是对“功利”(哪怕是阅读也免不了“功利”的侵蚀)的拒绝,和对自己阅读兴趣的坚守。在《读闲书、闲读书、读书闲(代序)》中,朱小棣把“读闲书、闲读书、读书闲”这样三种状态视为自己的座右铭——他那飘逸的阅读方式和对“读书”的独特理解,已尽在其中。
《闲书闲话》中的话题,颇为随意,几乎都是朱小棣随意阅读后的一些无拘无束的感想。因为是“闲书闲话”,所以他能将自己轻松阅读的最深感受,用轻灵的文字加以表达,率直地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必顾忌各种“规矩”和“时尚”。比如对于张爱玲,朱小棣没有从众人热衷的话题切入,而是对张爱玲“能够犯忌而不失众爱”中看出了张爱玲的魅力;在评论界对汪曾祺一片赞扬声中,朱小棣却直言“他所写的当代故事远远比不上他那些民国故事精彩”;对于学界关注不够的梁遇春,朱小棣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用那洋洋洒洒、飘逸酣畅、淋漓尽致,既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又不唯书尊、傲视权威,以独特深邃、精辟入里见长的短短长长几十篇散文,为现代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不容忽略的遗产”;池莉的小说既有市井小民的生趣,也有历史沉积的厚重,可是朱小棣从中获得的,却是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阅读感受而生发出的“安全感”;至于他对韩寒“跳着长、倒着长、不再长”的评判,可谓入木三分,有寸铁夺命之力;对章克标的“奇迹”人生,朱小棣倒不无欣赏;对于“倒霉蛋冯达”,朱小棣从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代人的悲剧;此外,《闲书闲话》中涉及到的笔墨书生如陈西莹、陆文夫、黄裳、邵燕祥、孙犁、沙叶新、流沙河、刘心武、谢宝瑜、巫一毛、董桥、夏志清、张小娴乃至王国维、钱钟书、曹雪芹等,朱小棣都能在对他们的为人为文评说中,闪烁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和历史感慨。
身为作家,朱小棣自然会关注“文学”世界,可是作为具有历史感和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朱小棣也会从书的阅读中,生发出对社会现象的种种观感,在《遥想北大之大与小》中,他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规模不大却影响很大的北大与当今堂馆场面颇为堂皇却没有产生相应影响的北大进行了比较,“不禁为北大曾经之大而欣慰,也为其今日之小而悲哀。如今的北大还有什么大呢,除了开销大、排场大之外?”;在《大使有声有形,总理无姓无名》一文中,他对当年驻美大使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八十年代初期赴美访问的中国总理隐去姓名甚为不解,觉得在书中“处处生硬地以‘中国总理’称之,读来十分可笑,仿佛在叙述一个第三国的总理,而把自己和大使挤到其他国家的地位上,如同一个印度或者日本大使在记叙中国总理的来访”。从这些文字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个身在海外的读书人“感时忧国”的精神气质。
很显然,《闲书闲话》是以“闲”的方式,抒发作者朱小棣“不闲”的感慨和心境。
那次杨先生推荐的是Thirty Years in a Red House(中文译名《红屋三十年》),作者朱小棣。那本书我看得很仔细,因为作者和我一样都是南京人,写的也是南京的事,这让我感到亲切。作者在书中通过自己的家庭,写出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和一段历史的沧桑,当然也包括了一个城市的变迁:那是我和朱小棣共同生活过的南京。
那本书让我记住了朱小棣。和杨先生谈Thirty Years in a Red House读后感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和郑念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文译名《生死在上海》)做了一些比较,觉得两本书都是从小人物角度写大历史悲欢的佳作。
不久前的一天,还是在杨先生家,这次她递了一本中文书给我,说“这本书你可以看看”,我一看书名,《闲书闲话》,觉得书名起得很“休闲”,在松弛的姿态中自有一份淡定和从容,在看了太多充满紧张感和夸张姿态的书写姿态之后,看到有人这样来读书写作,觉得很对口味,再看作者,朱小棣,我立刻想起了杨先生曾经借给我的那本英文书,我对杨先生说,“我看过他写的书”。是的,我看过朱小棣的书,他的新书我当然有兴趣再看。
《闲书闲话》是朱小棣出于兴趣,“乱”看“闲书”后写的一些“闲话”,当今读书人能对“闲书”有兴趣,体现的是对“功利”(哪怕是阅读也免不了“功利”的侵蚀)的拒绝,和对自己阅读兴趣的坚守。在《读闲书、闲读书、读书闲(代序)》中,朱小棣把“读闲书、闲读书、读书闲”这样三种状态视为自己的座右铭——他那飘逸的阅读方式和对“读书”的独特理解,已尽在其中。
《闲书闲话》中的话题,颇为随意,几乎都是朱小棣随意阅读后的一些无拘无束的感想。因为是“闲书闲话”,所以他能将自己轻松阅读的最深感受,用轻灵的文字加以表达,率直地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必顾忌各种“规矩”和“时尚”。比如对于张爱玲,朱小棣没有从众人热衷的话题切入,而是对张爱玲“能够犯忌而不失众爱”中看出了张爱玲的魅力;在评论界对汪曾祺一片赞扬声中,朱小棣却直言“他所写的当代故事远远比不上他那些民国故事精彩”;对于学界关注不够的梁遇春,朱小棣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用那洋洋洒洒、飘逸酣畅、淋漓尽致,既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又不唯书尊、傲视权威,以独特深邃、精辟入里见长的短短长长几十篇散文,为现代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不容忽略的遗产”;池莉的小说既有市井小民的生趣,也有历史沉积的厚重,可是朱小棣从中获得的,却是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阅读感受而生发出的“安全感”;至于他对韩寒“跳着长、倒着长、不再长”的评判,可谓入木三分,有寸铁夺命之力;对章克标的“奇迹”人生,朱小棣倒不无欣赏;对于“倒霉蛋冯达”,朱小棣从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代人的悲剧;此外,《闲书闲话》中涉及到的笔墨书生如陈西莹、陆文夫、黄裳、邵燕祥、孙犁、沙叶新、流沙河、刘心武、谢宝瑜、巫一毛、董桥、夏志清、张小娴乃至王国维、钱钟书、曹雪芹等,朱小棣都能在对他们的为人为文评说中,闪烁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和历史感慨。
身为作家,朱小棣自然会关注“文学”世界,可是作为具有历史感和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朱小棣也会从书的阅读中,生发出对社会现象的种种观感,在《遥想北大之大与小》中,他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规模不大却影响很大的北大与当今堂馆场面颇为堂皇却没有产生相应影响的北大进行了比较,“不禁为北大曾经之大而欣慰,也为其今日之小而悲哀。如今的北大还有什么大呢,除了开销大、排场大之外?”;在《大使有声有形,总理无姓无名》一文中,他对当年驻美大使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八十年代初期赴美访问的中国总理隐去姓名甚为不解,觉得在书中“处处生硬地以‘中国总理’称之,读来十分可笑,仿佛在叙述一个第三国的总理,而把自己和大使挤到其他国家的地位上,如同一个印度或者日本大使在记叙中国总理的来访”。从这些文字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个身在海外的读书人“感时忧国”的精神气质。
很显然,《闲书闲话》是以“闲”的方式,抒发作者朱小棣“不闲”的感慨和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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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朱小棣,生于1958年,海外知名双语作家,作品有《红屋三十年》《新狄公案》《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等。
朱小棣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学的专业、后来的工作都与写作无关,却凭借一手好文笔征服欧美文坛,他的中文随笔集也陆续在国内出版,可谓墙外开花两面香。“忙里偷闲读书写作,无非性格命运所致。命运没把我安排在风口浪尖的哨位,个性又让我不甘寂寞沉沦,便只好以书为伴”。采访中,他淡淡说道。
不想让美国读者误读中国
这次回国,朱小棣是为了出版父亲的画传。他的父亲朱启銮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到南京从事情报工作,称得上是南京秘密战线的开拓者。解放南京前夕,他曾冒险渡江,亲手把长江军事部署图送交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
不止是父亲,朱小棣的长辈中,为革命打拼的不在少数。他的二叔曾是胡耀邦的部下;三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委;姑姑和姑父曾是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演剧队骨干。
1987年,朱小棣刚到美国,一位华人女士所写的“文革”回忆录出版,媒体广为议论。有一天,朱小棣在报纸上看到一封读者来信,说这本书好极了,只是尚有一点不明:为何这位资本家太太1949年之后能养尊处优长达17年之久,直到1966年才被抄家?朱小棣一下子明白了,美国读者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不知道中国革命都有哪些磨难,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灾难的。“如果我把我们家庭的故事写出来,会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于是便有了朱小棣的英文处女作:《红屋三十年》。
这本书写的是朱小棣出国前30年的经历和见闻,通过他们一家,尤其是父辈们的生活,展示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出版后,立刻引起热议,还入选了“杰出学术图书”。远在欧洲的韩素音女士也特意给他写了封贺信,认为这是“最为全面客观书写这一段历史的书籍”。
挖掘狄仁杰的内心
接下来用英文写狄仁杰,对朱小棣来说,“是想继续描绘中国的文化土壤、生存形态”。
20世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著有系列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让狄仁杰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朱小棣续写狄仁杰时,也像高罗佩那样,先去《棠阴比事》等古代典籍里找案例,“一看,才知道大部分好改的案子都被高罗佩写完了。只有一个涉及字谜的案件,他没把字谜转换成英文。我尝试了几十遍,终于用英语写成”。
在朱小棣眼里,高罗佩是学养极深的汉学家,“他能写旧体诗与于右任等人唱和,岂是我辈能比。写完后我才发现,他所描绘的服饰,还真是符合沈从文先生的考据,推翻了其他一些学者的结论”。
而从创新上来说,朱小棣觉得自己是“力图在高罗佩已经成功塑造的狄仁杰身上,挖掘开拓其内心世界”。因此,他着力刻画狄仁杰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夫人、下属、同僚、上司的关系。一字一句中,把一位喜食臭豆腐、爱饮茶养性的狄公展现于读者面前,不正襟危坐,不树碑立传。
这本《新狄公案》被翻译成法文出版后,获得了法国历史侦探小说大奖第四名。
文学于我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美国一家出版社曾做过一本名家选集,题为《母亲》,只有一名华人入选,她就是《喜福会》的作者谭恩美。后来做续集《父亲》时,也只有一位华人入选,就是朱小棣。和他一起入选的作者里,有在美国赫赫有名的约翰·厄普代克、《阿甘正传》的小说原作者温斯顿·葛鲁姆等24位。
身为华人作家,朱小棣对同行与自己都有很清醒的认识:“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走红,恰恰是因为她能够同时用纯正英语(她自己的)和蹩脚英语(她母亲的)交织在一起写作,读来别有意趣。而哈金(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代表作《等待》)能够得到青睐的一大原因,则是他的英语中机智地保留了许多中文元素,凡是懂中文的人都能够看出其出处,忍俊不禁,西方读者则在其晓畅英文中偶遇中文元素,大饱眼福。而我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一直在努力甩掉中文羁绊,尽管写成流畅英语,却再无语言特色可言。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尴尬吧。”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算得上是他的书房。他看书口味独特,喜欢冷僻的,很少碰风口浪尖上的畅销书。他曾说自己与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才散文作家梁遇春很相投:“年轻时最让我动心的一面,是他懒得上课,懒得起床。他说自己脑子里所有那些聪明的想头、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这种闲适散淡,成了朱小棣读书时的一贯风格。但同时,他也会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闲书闲话》《闲读近乎勇》等一系列以“闲”命名的随笔集,就是他近年来的成就。
朱小棣说:“写作本身,往往是在喃喃自语。每句话都是一边在心里念,一边用手敲击键盘写出来。”
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朱小棣,说他的写作,“并非想用独特的东方故事融入美国社会,而是因为有些难以融入,所以希望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我本来也未必有多少乡愁,父母均已过世。读书写作,反倒勾起几多对故乡的思念”。
无论是自传、小说还是随笔,无论是用英语还是中文,朱小棣的写作肯定都并非单纯的文学尝试,而是写文化、写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儿时看鲁迅起,文学于我就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文章来源:http://www.hybsl.cn/huinianyaobang/huainianwenzhang/2011-05-26/259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