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棣：过一种闲适的知性生活
戴联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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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常将“傻”的精神，看作刻苦地坚持、全身心地投入、实事求是、求真的科学精神，敢于捍卫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公共道德理性，当作人生价值观和教育价值观。中国当下许多世俗的观念，往往瞧不起这样的认真和务实的品格，贬之为“傻劲”、“一根筋”、“书呆子”。其实在中国老一辈的读书人、文化人身上，并不缺乏这种“傻”的精神。
朱小棣先生旅居美国多年，是一位美籍华人知名作家。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以后，在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所一边从事研究工作，一边进行文学创作，英文自传《红屋三十年》（目前尚没有中译本）获得全美“杰出图书”称号，英文小说《狄仁杰故事集》正在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美国一家权威的百科大词典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词条里除建议看一两本马克思原著以外，还认真推荐阅读5位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以及朱小棣先生的《红屋三十年》。他在美国很有名气，近年“外转内销”，引起国内读者“蓦然回首”。他在国内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6月出版的《闲书闲话》曾经位居新书畅销榜前列，紧排在季羡林先生的著作后面。这位文理兼通、见解深邃、谦卑勤勉、文笔轻松率性的作者魅力何在呢？
创造读书人自己的闲适生活
人，怎么看待一个大写的闲字与忙字？究竟如何平衡人的休闲生活与追求成功之间的关系？朱小棣说，“读书闲”是一种读书的人生境界。“在这人事纷争的繁忙世界，一卷在握，便能宁静致远。而且两耳不闻窗内窗外事，才是其保持身心健康的不二法门。有书读，方能心安勿躁，才感觉是在彻底的休闲”。
朱小棣悠闲阅读所获得的快乐和幸福的心情体验，颇能感染我们：“我至今还记得当年读作家陆文夫先生《美食家》时候的快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还没有任何一部其他的小说（无论古今中外）曾在第一时间里给过我如此强烈丰盛的瞬间阅读快感，其他价值姑且不论。”
朱小棣特别与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才散文作家梁遇春气味相投：“年轻的时候最让我动心的一面，是他懒得上课，懒得起床，讥讽人生必读书目，嘲弄文学概论讲章。”因为梁遇春说过：“我现在脑子里所有一些聪明的想头，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作者也赞赏梁实秋先生的“不说话的自由”论，“梁实秋说，四十以后就可避免谈政治，他曾经对人说，从前只知道言论自由的重要，后来才知道不说话的自由更重要，一个人的文章是他的个性、读书的结果……”
朱小棣选取阅读的书，喜好的文化名人，大多是偏于历史的、冷闲的，有一些图书躺在图书馆里从没有被人借阅过，并不为当下的人所瞩目，更谈不上时尚和热点。朱小棣偏爱这种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比较公正的东西，是由于他的丰富人生阅历和独立思考的洞察力所决定的。他认为，“看似与时俱进的文字，恰恰是最容易被历史所淘汰的。反倒是那些没有时间性，甚至看上去有一些陈旧、古董、落伍的文字，往往还能够经得起岁月的冲刷洗涤，把余晖洒向新一代、下一代读者的心田。”
诚然，读书人对闲、忙的幸福感，是多样性的主观体验，难以有绝对的、刚性的和数字的评估标准。人毕竟是靠着永远的追求希望而活出生命的价值，而希望是不能算计的、没有终点的，只有追求过程中的快乐或烦恼。人们通过闲适的自我调节的生活，摒弃权力得失的小心眼的攀比心态，修炼成一种达观的、开朗的或者“没心没肺”的悠然心态，总能更多地体验到生活的幸福、美好，活出多样的可能性。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生命哲学的观念吧。
传承读书人的“傻”的人格传统
欧美国家常将“傻”的精神，看作一种刻苦地坚持、全身心地投入、实事求是、求真的科学精神，敢于捍卫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公共道德理性，当作人生价值观和教育价值观。中国当下许多世俗的观念，往往瞧不起这样的认真和务实的品格，贬之为“傻劲”、“一根筋”、“书呆子”。
其实在中国老一辈的读书人、文化人身上，并不缺乏这种“傻”的精神。朱小棣以钦佩的口吻谈及著名的剧作家沙叶新。他说：“俗语中的‘南京大萝卜’，既有对这种呆气的嘲弄，也暗含一种欣赏，不完全是贬义，所以更多用于南京人的自嘲，而少见于外地人对南京人的轻辱。作为一个根生土长的南京人，我就很愿意与沙先生认同这一绰号。这次读《沙叶新的鼻子》才知道原来是一位老乡，很为有这样的‘大萝卜’自豪。”
他还非常用心、仔细地记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虽然是浙江人，但是“鲁迅说话居然带有南京腔，因为当时只有南京有免费学堂，家道不丰的他在那里念过好几年书”。作者也非常欣赏南京人“不紧不慢”的生活情调。看得出来，作者的乡土观念是浓郁的，但又不是民粹主义的，而是用文化的自觉来观照家乡的“大萝卜”文化。
同样令人敬佩的是，朱小棣评书评人，敢于说真话，文笔犀利地发表自己深邃、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虽说开卷有益，但读书也会受伤，因为有的书压根儿没有新意、无从收获，有的文章歌功颂德、缺乏公允，有的书更是硬凑篇幅、胡编乱造。
呈现党内读书人的群像
今天的中国民众的心态，迫切地需要了解和追问当初那一代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作为思想最先进、最有文化、最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榜样的一批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当初抛头颅洒热血、闹革命求解放的理想究竟是什么，究竟为了谁。从潘汉年、杨帆、王元化、黄源等，的确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一批共产党人当年是那么地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情趣、坚守纪律，让人整体而细节地感受到共产党内读书人可亲的生活形象。这与当下像《暗算》、《潜伏》这样的反间谍题材的电视剧风行起来，是同样的原因。这充分地表明，当下的中国开放、强大了，更有自信心了，使我们终于可以看到隐蔽战线上共产党人的风采，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和积极的信号。
朱小棣的父亲与潘汉年、杨帆、赵朴初等知名人士有密切的来往和工作关系，“说起来，这个杨帆还曾与家父在1937年的上海一起参加组织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同属一个地下党支部，杨是宣传委员，我父亲是组织委员”。朱小棣的父亲曾经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读书，参与领导过“一二·九”运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当年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和参加革命的动机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朱小棣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天真可爱的一面：诗人和杂文家邵燕祥“在离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就已经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当时进步的知识青年，他认为这一批人当年神往以至投身革命，不像工农群众那样基于实际的利害，往往由一种精神的召唤，一种情绪的驱使，一种反叛心理的指引，以至一逞好奇冒险的冲动”。
在阅读老一辈的党内重要思想家王元化先生上世纪90年代的日记中，朱小棣“发现他与赵朴初往来中听说赵在抗战时期为了把上海慈善机构所办难民营中的青壮年运往游击区去抗日，特地去找共产党，经人介绍拿到一张字条，凭此先后见到刘少文、潘汉年，后来才明白那张字条是张爱萍写的。这故事了却了我一桩心愿。当年带队从难民营领了七百人由上海秘密出发前往新四军根据地的正是我的先父，虽然我知道他是赵朴初那里的党代表，但对其组织中的上级关系一直不很清楚，只是知道多少与潘汉年有关”。
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一代共产党人中的文化较高、开明知识分子领导人，并不赞成和擅长于激烈的阶级斗争、权力之争和人际关系中的阴谋和阳谋那一套，但是非常注意以人为本，尊重人和人性，追求民主和自由，尊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尊重人才，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而奉献和服务。朱小棣说，他父亲一向健谈好客，故旧往来甚多，喜欢与那些文人雅士和学者交往，也喜欢与普通的工人农民交朋友，就是不喜欢与那些擅弄权术的人交往。国内老一辈著名杂文家黄裳先生30年前“曾因别人介绍特来寒舍拜见家父，那一日我也如儿时的章诒和一般，悄悄躲在书房门外偷听……他们是南开中学先后同学”，“原来下笔千言、著作等身的黄裳先生竟是一位个性沉默、寡语少言的人”。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当下社会，自然不可鼓噪“成功学”、宽容“应试教育”、回潮“学而优则仕”等流弊。阴阳和谐，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仁义道德；闲适风雅、韬光养晦；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有所为有所不为——自然值得倡导这样的人生观、生命观。朱小棣非常赞赏林语堂和韦政通先生所倡导的淳朴的人生理想：中国人的生活所追求的新奇的经验，不是知识的经验，而是美感的经验；不仅限于学问，还在于自然生命的基础上，不断地重铸自己。
来源：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新闻网全文转载此文： http://www.jyb.cn/book/mjys/200912/t20091225_3321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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