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棣：好大一棵树
作者：朱小棣 时间：2011-05-26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朱小棣（右）2017年近照
当年第一次从MTV上听到（或者说看见）那英唱这首歌时，就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并不知道歌曲诞生的来龙去脉，直到后来听说，在胡耀邦女儿写的父亲的传记中披露出，那原本是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的列车上，听了胡耀邦逝世的讣告以后有感而发，创作出来的。所以当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见满妹写的这本《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心里早已存了几丝似曾相识的甜蜜，赶紧抱回家中阅读。
当然，打开这本沉甸甸厚达500多页的书时，心情已开始沉重起来，因为往事的记忆，那些因书中主人翁不幸逝世而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骤然间又都胀满了本已衰退的大脑和麻木的心胸。迎面扑来的文字里，居然跳出这样一段话，让我的心继续往下沉，沉寂到了一种悟道似的宁静。在说起她父亲辞职后的岁月时，作者这样写道：“父亲原本是个思维敏捷活跃、生性热情开朗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然而，此时这却成了一种无奈的必需，一种对个性的顽强抵抗，一种无可选择的存在方式。我知道，作为辞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沉默就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大局的顾全，对安定团结的贡献”。
作者接下来写道：“通过父亲坚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向人们说明事实，也无法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这样的认知和体验，可以说是直达我的心扉。
其实，从第一页起，我便开始意识到自己和作者还有另一层共识和苦痛，那就是，都曾因为身在美国而没能最后见上自己的父亲一面。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上一句话”，“没有机会为他做上一件事”，“成为家中唯一没有尽孝的子女”，只不过我仅有一个姐姐而她有三个哥哥罢了。类似的其它一些巧合或相近又不断地被我发现。例如，胡耀邦比我父亲小一岁，但因为是“红小鬼”，投身革命比我父亲还要早三年，而满妹的书稿完成于1999年，在此之前的1998年，我刚好在美国出版了英文回忆录“红屋三十年”。我的书稿完成五年之后才找到出版商，这很容易理解，可是她的书稿竟然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久久没有能够出版”，这就不能不使我有些诧异。她居然苦苦等了六年。作者还说，“这可能是命运使然”，而我则不能不多想，因此重又回到上文里提到的关于沉默的认知。事实上，当我读完书中关于其父辞职的一段记叙时，便不能不下结论说，这回该轮到女儿来保持沉默了。
哪怕还不可能做到言无不尽，这本书仍然是很有看头的，尤其是前半部，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光是主人翁那九死一生的经历就足以叫人感叹。险些第一次吃的枪子，就是来自于革命队伍内部。十六岁参军的他，不久就被当作AB团成员而差点儿枪毙，连死刑判决书都已签发。除去枪林弹雨中因不顾警卫员劝阻一贯地往前冲而屡遭险情以外，最后在攻打山西太原阎锡山部时他又险遭不测。在联系策反的过程中，原本已答应只身带一名警卫员赴敌谈判，后因徐向前不放心临时改派参谋处长晋夫做替身才幸免于难。满妹说，“每每忆起此事，父亲总是难过地说：想想他，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呢！”
大约也正是因为有过被误作AB团的经历，才使他后来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能够这样义不容辞地大胆平反冤假错案。书中有过这样的精彩一笔：“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我还注意到另外一段有关“反右”的内容也非常重要。作者写道：“父亲还分析说，主席的思想有个演变过程，而且这种演变并不都完全取决他个人，也包含外部环境因素”。“父亲尤其不同意某些人解释的1956年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为了‘引蛇出洞’的说法”。“‘引蛇出洞’只是很短一段时间，是1957年5月主席对一些尖锐的鸣放言论很反感，认为性质变了，决定要反右，才有这种说法。而且当时也不是主席一个人主张反右。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多数高级干部不赞成；主席提出反右，大家都赞成”。
我个人以为，胡耀邦的分析是对的。过去我也曾相信过那种流行说法，直到最近看王光美回忆录时才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说得难听一点，这是部分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在“意淫”，主观臆想出自己的强大。其实真正可悲的恰是，这种说法无意中夸大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以及社会上的实际地位，以为要打击他们还须那么费劲，还要使上一计。而事实上，在一个法制极不健全，而领袖和执政党的威信又极高的年代里，他们是那样的不堪一击！请君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恰恰是胡的分析才是准确的，真正地还历史以其本来面貌。
掩卷之余，我一边祈盼未来能尽快还过去几十年历史的本来面目，一边在耳畔响起多年前那英唱的那首歌：
头顶一个天，
脚踏一方土，
风雨中你昂起头，
冰雪压不服。
好大一棵树，
……
2009年7月28日
当然，打开这本沉甸甸厚达500多页的书时，心情已开始沉重起来，因为往事的记忆，那些因书中主人翁不幸逝世而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骤然间又都胀满了本已衰退的大脑和麻木的心胸。迎面扑来的文字里，居然跳出这样一段话，让我的心继续往下沉，沉寂到了一种悟道似的宁静。在说起她父亲辞职后的岁月时，作者这样写道：“父亲原本是个思维敏捷活跃、生性热情开朗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然而，此时这却成了一种无奈的必需，一种对个性的顽强抵抗，一种无可选择的存在方式。我知道，作为辞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沉默就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大局的顾全，对安定团结的贡献”。
作者接下来写道：“通过父亲坚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向人们说明事实，也无法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这样的认知和体验，可以说是直达我的心扉。
其实，从第一页起，我便开始意识到自己和作者还有另一层共识和苦痛，那就是，都曾因为身在美国而没能最后见上自己的父亲一面。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上一句话”，“没有机会为他做上一件事”，“成为家中唯一没有尽孝的子女”，只不过我仅有一个姐姐而她有三个哥哥罢了。类似的其它一些巧合或相近又不断地被我发现。例如，胡耀邦比我父亲小一岁，但因为是“红小鬼”，投身革命比我父亲还要早三年，而满妹的书稿完成于1999年，在此之前的1998年，我刚好在美国出版了英文回忆录“红屋三十年”。我的书稿完成五年之后才找到出版商，这很容易理解，可是她的书稿竟然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久久没有能够出版”，这就不能不使我有些诧异。她居然苦苦等了六年。作者还说，“这可能是命运使然”，而我则不能不多想，因此重又回到上文里提到的关于沉默的认知。事实上，当我读完书中关于其父辞职的一段记叙时，便不能不下结论说，这回该轮到女儿来保持沉默了。
哪怕还不可能做到言无不尽，这本书仍然是很有看头的，尤其是前半部，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光是主人翁那九死一生的经历就足以叫人感叹。险些第一次吃的枪子，就是来自于革命队伍内部。十六岁参军的他，不久就被当作AB团成员而差点儿枪毙，连死刑判决书都已签发。除去枪林弹雨中因不顾警卫员劝阻一贯地往前冲而屡遭险情以外，最后在攻打山西太原阎锡山部时他又险遭不测。在联系策反的过程中，原本已答应只身带一名警卫员赴敌谈判，后因徐向前不放心临时改派参谋处长晋夫做替身才幸免于难。满妹说，“每每忆起此事，父亲总是难过地说：想想他，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呢！”
大约也正是因为有过被误作AB团的经历，才使他后来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能够这样义不容辞地大胆平反冤假错案。书中有过这样的精彩一笔：“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我还注意到另外一段有关“反右”的内容也非常重要。作者写道：“父亲还分析说，主席的思想有个演变过程，而且这种演变并不都完全取决他个人，也包含外部环境因素”。“父亲尤其不同意某些人解释的1956年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为了‘引蛇出洞’的说法”。“‘引蛇出洞’只是很短一段时间，是1957年5月主席对一些尖锐的鸣放言论很反感，认为性质变了，决定要反右，才有这种说法。而且当时也不是主席一个人主张反右。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多数高级干部不赞成；主席提出反右，大家都赞成”。
我个人以为，胡耀邦的分析是对的。过去我也曾相信过那种流行说法，直到最近看王光美回忆录时才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说得难听一点，这是部分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在“意淫”，主观臆想出自己的强大。其实真正可悲的恰是，这种说法无意中夸大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以及社会上的实际地位，以为要打击他们还须那么费劲，还要使上一计。而事实上，在一个法制极不健全，而领袖和执政党的威信又极高的年代里，他们是那样的不堪一击！请君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恰恰是胡的分析才是准确的，真正地还历史以其本来面貌。
掩卷之余，我一边祈盼未来能尽快还过去几十年历史的本来面目，一边在耳畔响起多年前那英唱的那首歌：
头顶一个天，
脚踏一方土，
风雨中你昂起头，
冰雪压不服。
好大一棵树，
……
2009年7月28日
人物简介
朱小棣，生于1958年，海外知名双语作家，作品有《红屋三十年》《新狄公案》《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等。
朱小棣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学的专业、后来的工作都与写作无关，却凭借一手好文笔征服欧美文坛，他的中文随笔集也陆续在国内出版，可谓墙外开花两面香。“忙里偷闲读书写作，无非性格命运所致。命运没把我安排在风口浪尖的哨位，个性又让我不甘寂寞沉沦，便只好以书为伴”。采访中，他淡淡说道。
不想让美国读者误读中国
朱小棣，生于1958年，海外知名双语作家，作品有《红屋三十年》《新狄公案》《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等。
朱小棣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学的专业、后来的工作都与写作无关，却凭借一手好文笔征服欧美文坛，他的中文随笔集也陆续在国内出版，可谓墙外开花两面香。“忙里偷闲读书写作，无非性格命运所致。命运没把我安排在风口浪尖的哨位，个性又让我不甘寂寞沉沦，便只好以书为伴”。采访中，他淡淡说道。
不想让美国读者误读中国
这次回国，朱小棣是为了出版父亲的画传。他的父亲朱启銮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到南京从事情报工作，称得上是南京秘密战线的开拓者。解放南京前夕，他曾冒险渡江，亲手把长江军事部署图送交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
不止是父亲，朱小棣的长辈中，为革命打拼的不在少数。他的二叔曾是胡耀邦的部下；三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委；姑姑和姑父曾是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演剧队骨干。
1987年，朱小棣刚到美国，一位华人女士所写的“文革”回忆录出版，媒体广为议论。有一天，朱小棣在报纸上看到一封读者来信，说这本书好极了，只是尚有一点不明：为何这位资本家太太1949年之后能养尊处优长达17年之久，直到1966年才被抄家？朱小棣一下子明白了，美国读者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不知道中国革命都有哪些磨难，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灾难的。“如果我把我们家庭的故事写出来，会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于是便有了朱小棣的英文处女作：《红屋三十年》。
这本书写的是朱小棣出国前30年的经历和见闻，通过他们一家，尤其是父辈们的生活，展示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出版后，立刻引起热议，还入选了“杰出学术图书”。远在欧洲的韩素音女士也特意给他写了封贺信，认为这是“最为全面客观书写这一段历史的书籍”。
挖掘狄仁杰的内心
接下来用英文写狄仁杰，对朱小棣来说，“是想继续描绘中国的文化土壤、生存形态”。
20世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著有系列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让狄仁杰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朱小棣续写狄仁杰时，也像高罗佩那样，先去《棠阴比事》等古代典籍里找案例，“一看，才知道大部分好改的案子都被高罗佩写完了。只有一个涉及字谜的案件，他没把字谜转换成英文。我尝试了几十遍，终于用英语写成”。
在朱小棣眼里，高罗佩是学养极深的汉学家，“他能写旧体诗与于右任等人唱和，岂是我辈能比。写完后我才发现，他所描绘的服饰，还真是符合沈从文先生的考据，推翻了其他一些学者的结论”。
而从创新上来说，朱小棣觉得自己是“力图在高罗佩已经成功塑造的狄仁杰身上，挖掘开拓其内心世界”。因此，他着力刻画狄仁杰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夫人、下属、同僚、上司的关系。一字一句中，把一位喜食臭豆腐、爱饮茶养性的狄公展现于读者面前，不正襟危坐，不树碑立传。
这本《新狄公案》被翻译成法文出版后，获得了法国历史侦探小说大奖第四名。
文学于我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美国一家出版社曾做过一本名家选集，题为《母亲》，只有一名华人入选，她就是《喜福会》的作者谭恩美。后来做续集《父亲》时，也只有一位华人入选，就是朱小棣。和他一起入选的作者里，有在美国赫赫有名的约翰·厄普代克、《阿甘正传》的小说原作者温斯顿·葛鲁姆等24位。
身为华人作家，朱小棣对同行与自己都有很清醒的认识：“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走红，恰恰是因为她能够同时用纯正英语（她自己的）和蹩脚英语（她母亲的）交织在一起写作，读来别有意趣。而哈金（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代表作《等待》）能够得到青睐的一大原因，则是他的英语中机智地保留了许多中文元素，凡是懂中文的人都能够看出其出处，忍俊不禁，西方读者则在其晓畅英文中偶遇中文元素，大饱眼福。而我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一直在努力甩掉中文羁绊，尽管写成流畅英语，却再无语言特色可言。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尴尬吧。”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算得上是他的书房。他看书口味独特，喜欢冷僻的，很少碰风口浪尖上的畅销书。他曾说自己与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才散文作家梁遇春很相投：“年轻时最让我动心的一面，是他懒得上课，懒得起床。他说自己脑子里所有那些聪明的想头、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这种闲适散淡，成了朱小棣读书时的一贯风格。但同时，他也会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闲书闲话》《闲读近乎勇》等一系列以“闲”命名的随笔集，就是他近年来的成就。
朱小棣说：“写作本身，往往是在喃喃自语。每句话都是一边在心里念，一边用手敲击键盘写出来。”
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朱小棣，说他的写作，“并非想用独特的东方故事融入美国社会，而是因为有些难以融入，所以希望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我本来也未必有多少乡愁，父母均已过世。读书写作，反倒勾起几多对故乡的思念”。
无论是自传、小说还是随笔，无论是用英语还是中文，朱小棣的写作肯定都并非单纯的文学尝试，而是写文化、写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儿时看鲁迅起，文学于我就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不止是父亲，朱小棣的长辈中，为革命打拼的不在少数。他的二叔曾是胡耀邦的部下；三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委；姑姑和姑父曾是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演剧队骨干。
1987年，朱小棣刚到美国，一位华人女士所写的“文革”回忆录出版，媒体广为议论。有一天，朱小棣在报纸上看到一封读者来信，说这本书好极了，只是尚有一点不明：为何这位资本家太太1949年之后能养尊处优长达17年之久，直到1966年才被抄家？朱小棣一下子明白了，美国读者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不知道中国革命都有哪些磨难，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灾难的。“如果我把我们家庭的故事写出来，会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于是便有了朱小棣的英文处女作：《红屋三十年》。
这本书写的是朱小棣出国前30年的经历和见闻，通过他们一家，尤其是父辈们的生活，展示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出版后，立刻引起热议，还入选了“杰出学术图书”。远在欧洲的韩素音女士也特意给他写了封贺信，认为这是“最为全面客观书写这一段历史的书籍”。
挖掘狄仁杰的内心
接下来用英文写狄仁杰，对朱小棣来说，“是想继续描绘中国的文化土壤、生存形态”。
20世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著有系列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让狄仁杰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朱小棣续写狄仁杰时，也像高罗佩那样，先去《棠阴比事》等古代典籍里找案例，“一看，才知道大部分好改的案子都被高罗佩写完了。只有一个涉及字谜的案件，他没把字谜转换成英文。我尝试了几十遍，终于用英语写成”。
在朱小棣眼里，高罗佩是学养极深的汉学家，“他能写旧体诗与于右任等人唱和，岂是我辈能比。写完后我才发现，他所描绘的服饰，还真是符合沈从文先生的考据，推翻了其他一些学者的结论”。
而从创新上来说，朱小棣觉得自己是“力图在高罗佩已经成功塑造的狄仁杰身上，挖掘开拓其内心世界”。因此，他着力刻画狄仁杰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夫人、下属、同僚、上司的关系。一字一句中，把一位喜食臭豆腐、爱饮茶养性的狄公展现于读者面前，不正襟危坐，不树碑立传。
这本《新狄公案》被翻译成法文出版后，获得了法国历史侦探小说大奖第四名。
文学于我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美国一家出版社曾做过一本名家选集，题为《母亲》，只有一名华人入选，她就是《喜福会》的作者谭恩美。后来做续集《父亲》时，也只有一位华人入选，就是朱小棣。和他一起入选的作者里，有在美国赫赫有名的约翰·厄普代克、《阿甘正传》的小说原作者温斯顿·葛鲁姆等24位。
身为华人作家，朱小棣对同行与自己都有很清醒的认识：“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走红，恰恰是因为她能够同时用纯正英语（她自己的）和蹩脚英语（她母亲的）交织在一起写作，读来别有意趣。而哈金（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代表作《等待》）能够得到青睐的一大原因，则是他的英语中机智地保留了许多中文元素，凡是懂中文的人都能够看出其出处，忍俊不禁，西方读者则在其晓畅英文中偶遇中文元素，大饱眼福。而我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一直在努力甩掉中文羁绊，尽管写成流畅英语，却再无语言特色可言。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尴尬吧。”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算得上是他的书房。他看书口味独特，喜欢冷僻的，很少碰风口浪尖上的畅销书。他曾说自己与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才散文作家梁遇春很相投：“年轻时最让我动心的一面，是他懒得上课，懒得起床。他说自己脑子里所有那些聪明的想头、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这种闲适散淡，成了朱小棣读书时的一贯风格。但同时，他也会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闲书闲话》《闲读近乎勇》等一系列以“闲”命名的随笔集，就是他近年来的成就。
朱小棣说：“写作本身，往往是在喃喃自语。每句话都是一边在心里念，一边用手敲击键盘写出来。”
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朱小棣，说他的写作，“并非想用独特的东方故事融入美国社会，而是因为有些难以融入，所以希望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我本来也未必有多少乡愁，父母均已过世。读书写作，反倒勾起几多对故乡的思念”。
无论是自传、小说还是随笔，无论是用英语还是中文，朱小棣的写作肯定都并非单纯的文学尝试，而是写文化、写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儿时看鲁迅起，文学于我就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