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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新:文字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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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有味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15年02月05日 19:21:27 

[侨报]朱小棣:有花如冰我不识
文中提到的朱小棣


我坚信:如同音乐有五音,文字亦有她的“五味”。曾有一文友对我说,现今的出版物虽多,但文字多无味,更喜欢退而读些古典的东西,有趣。前些时,微信圈又有朋友晒照片,内容是街上一书摊亮出横幅:“各类书籍,品种齐全,每斤15元。”爱书人对此确有些暗然伤神。我想,这“品种齐全”的“各类书籍”里一定也有“古典的东西”吧。看来文字的味道好也是架不住物质大潮的冲击。诚然,当下文章不乏言之无物,话语作态,味同嚼焟之作,对文字的伤害也是极大的。陈建华先生在《体制内的活法》里提到学院派的玩法,非得把一只小鸡说成“一只鸡在它的幼龄化阶段”。他认为不少人在玩着“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的无聊事儿。如此一来,谁还愿意受罪品尝无味或怪味的文字呢?除去这些,在时下不少的文字里,还会嗅到铜臭味和腐儒味。
    中华文化能数千年传承,实有赖汉字的魅力,方块字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文字。而使这样的文字在排列组合下,展示出生动、和谐、有趣的面目,又有赖历代的大师和巨匠们,更有那些热爱文字的人们。周氏兄弟文字的味道绵长、隽永,其中鲁迅特有的辛辣,总让人过瘾、快感。白马湖文学群落里的大师们,文字恬淡,清芬,如烟,如茶。还有一尝味道便让人欲罢不能的张爱玲。而王国维的论词,俞平伯的评红楼,张爱玲的小说,曹聚仁、张中行的谈人物,金性尧、黄仁宇的说史,吕叔湘的漫谈,黄裳的书话,朱小棣的闲读,李泽厚的讲美学,都脍炙人口,让人津津乐道。
    文字的味道与美食的味道还是很不同的,美食的味道在人们的味蕾上停留的时间有限,而文字的味道则直入胸臆,往往令人难以忘怀。美食的味道尝一次是一次,还想尝需要大厨重新做过,而文字则可以随时取阅,吟诵品咂。但味道好的东西有一点是相同的,都需要寻寻觅觅。电视台有“美食侦探”亦有读书节目,这都是帮助人们在搜寻美味。据我并不全面和准确的观察,似乎更多的人们对美食的追求比对美文的追求更强烈些。是美食的发展更能满足社会的“新常态”,还是文字已因为粗制滥造而失去了人们的青睐?这值得思虑。
    2014年12月26日,始于1985年的读书类报纸《文汇读书周报》出完最后一期,将回归“母体”《文汇报》了,这于喜爱读书的人们,也算是生活中的一个“事件”吧。在这最后一期的周报上,登了一篇《寺山修司的幻想图书馆》,上面提到两类爱书人:一类是路易十四那种“对读书完全没有兴趣,对书却十分热衷”的人;另一种是伊拉斯谟那种“把钱先拿去买书,剩下的才用来买衣服和食物”的人。也许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爱书人,是那种能够懂得文字味道的爱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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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朱小棣,生于1958年,海外知名双语作家,作品有《红屋三十年》《新狄公案》《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等。
    朱小棣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学的专业、后来的工作都与写作无关,却凭借一手好文笔征服欧美文坛,他的中文随笔集也陆续在国内出版,可谓墙外开花两面香。“忙里偷闲读书写作,无非性格命运所致。命运没把我安排在风口浪尖的哨位,个性又让我不甘寂寞沉沦,便只好以书为伴”。采访中,他淡淡说道。
    不想让美国读者误读中国
    这次回国,朱小棣是为了出版父亲的画传。他的父亲朱启銮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到南京从事情报工作,称得上是南京秘密战线的开拓者。解放南京前夕,他曾冒险渡江,亲手把长江军事部署图送交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
    不止是父亲,朱小棣的长辈中,为革命打拼的不在少数。他的二叔曾是胡耀邦的部下;三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委;姑姑和姑父曾是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演剧队骨干。
    1987年,朱小棣刚到美国,一位华人女士所写的“文革”回忆录出版,媒体广为议论。有一天,朱小棣在报纸上看到一封读者来信,说这本书好极了,只是尚有一点不明:为何这位资本家太太1949年之后能养尊处优长达17年之久,直到1966年才被抄家?朱小棣一下子明白了,美国读者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不知道中国革命都有哪些磨难,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灾难的。“如果我把我们家庭的故事写出来,会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于是便有了朱小棣的英文处女作:《红屋三十年》。
    这本书写的是朱小棣出国前30年的经历和见闻,通过他们一家,尤其是父辈们的生活,展示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出版后,立刻引起热议,还入选了“杰出学术图书”。远在欧洲的韩素音女士也特意给他写了封贺信,认为这是“最为全面客观书写这一段历史的书籍”。
    挖掘狄仁杰的内心
    接下来用英文写狄仁杰,对朱小棣来说,“是想继续描绘中国的文化土壤、生存形态”。
    20世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著有系列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让狄仁杰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朱小棣续写狄仁杰时,也像高罗佩那样,先去《棠阴比事》等古代典籍里找案例,“一看,才知道大部分好改的案子都被高罗佩写完了。只有一个涉及字谜的案件,他没把字谜转换成英文。我尝试了几十遍,终于用英语写成”。
    在朱小棣眼里,高罗佩是学养极深的汉学家,“他能写旧体诗与于右任等人唱和,岂是我辈能比。写完后我才发现,他所描绘的服饰,还真是符合沈从文先生的考据,推翻了其他一些学者的结论”。
    而从创新上来说,朱小棣觉得自己是“力图在高罗佩已经成功塑造的狄仁杰身上,挖掘开拓其内心世界”。因此,他着力刻画狄仁杰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夫人、下属、同僚、上司的关系。一字一句中,把一位喜食臭豆腐、爱饮茶养性的狄公展现于读者面前,不正襟危坐,不树碑立传。
    这本《新狄公案》被翻译成法文出版后,获得了法国历史侦探小说大奖第四名。
    文学于我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美国一家出版社曾做过一本名家选集,题为《母亲》,只有一名华人入选,她就是《喜福会》的作者谭恩美。后来做续集《父亲》时,也只有一位华人入选,就是朱小棣。和他一起入选的作者里,有在美国赫赫有名的约翰·厄普代克、《阿甘正传》的小说原作者温斯顿·葛鲁姆等24位。 
    身为华人作家,朱小棣对同行与自己都有很清醒的认识:“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走红,恰恰是因为她能够同时用纯正英语(她自己的)和蹩脚英语(她母亲的)交织在一起写作,读来别有意趣。而哈金(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代表作《等待》)能够得到青睐的一大原因,则是他的英语中机智地保留了许多中文元素,凡是懂中文的人都能够看出其出处,忍俊不禁,西方读者则在其晓畅英文中偶遇中文元素,大饱眼福。而我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一直在努力甩掉中文羁绊,尽管写成流畅英语,却再无语言特色可言。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尴尬吧。” 
    朱小棣没有书房,至今“蜗居”斗室,卧室内一张小小书桌,他觉得“也足矣”。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算得上是他的书房。他看书口味独特,喜欢冷僻的,很少碰风口浪尖上的畅销书。他曾说自己与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才散文作家梁遇春很相投:“年轻时最让我动心的一面,是他懒得上课,懒得起床。他说自己脑子里所有那些聪明的想头、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这种闲适散淡,成了朱小棣读书时的一贯风格。但同时,他也会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闲书闲话》《闲读近乎勇》等一系列以“闲”命名的随笔集,就是他近年来的成就。 
    朱小棣说:“写作本身,往往是在喃喃自语。每句话都是一边在心里念,一边用手敲击键盘写出来。”
    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朱小棣,说他的写作,“并非想用独特的东方故事融入美国社会,而是因为有些难以融入,所以希望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我本来也未必有多少乡愁,父母均已过世。读书写作,反倒勾起几多对故乡的思念”。
    无论是自传、小说还是随笔,无论是用英语还是中文,朱小棣的写作肯定都并非单纯的文学尝试,而是写文化、写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儿时看鲁迅起,文学于我就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http://paper.people.com.cn/hqrw/html/2015-12/16/content_16677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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